2009-01-03
中國時報
【吳景欽】
陳前總統再遭羈押，再度引發諸多爭議，這些爭議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羈押乃屬於最嚴厲的強制處分手段，其對人權侵害最為嚴重，且長久以來，關於羈押被告或者受刑人的人權保障，一向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桎梏，而受到忽略，甚至否定，而大法官在近來所做出的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中，即在這一波關於羈押爭議中，最受忽略的羈押者人權保障提出呼籲。
特偵組在起訴陳前總統與其他共犯後，所有被告皆已不再羈押，唯獨針對陳前總統無保釋放提抗告，若以此次法院裁定羈押理由看，似乎在於被告有湮滅證據，勾串或威脅他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惟檢察官既已起訴被告，則也代表證據蒐集已完備，以此理由羈押是否失去證據保全的即時性？
至於他共犯與證人的保護，藉由羈押被告只是方法之一，檢察官不能僅思此一途徑，而必須同時依據證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對於相關證人為保護計畫，果若被告如法院所言，被告仍有相當影響力，難道羈押在看守所就不能施展其通天本領，而對他人產生影響？至於以犯重罪之理由為羈押，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下，何能僅以檢察官所認定的重罪而為羈押，此理由的違憲性已明顯。
長久以來，我國司法沿襲德國特別權力關係想法，認為公務員、學生、軍人、受刑人等，因身分特殊，所以不能與一般公民享有同等基本權保障，不僅其基本權保障受到限縮，同時也不允許其有救濟權利，但自大法官釋字一八七號解釋以後，大法官已逐步破除此種相當不合理且不正當的魔咒，釋字第六五三號即是在上述基礎下，繼續破除特別權力關係的魔咒。
關於羈押中被告，若對於所方的處遇有不服，根據羈押法第六條第一項，得對法官、檢察官或視察人員為申訴，且依據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也有針對申訴事件如何處理的規定，所以從此觀察，似乎無任何不妥當之處，惟若被告的申訴遭駁回，則羈押法中並如何救濟的規定，而依據現行的司法實務，對於被告或受刑人提起訴訟為救濟，乃以法無所依之理，而否定其救濟權。
此種想法乃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想法所導致，認為羈押被告不能與一般人享有同等的人權。但在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中，大法官首先提出，羈押乃屬於最嚴厲的強制處分手段，因此必須基於一種最後手段性，這代表羈押不僅必須慎重，更不應成為偵查犯罪最優先的手段，而成為押人取供的工具。
即便羈押被告，在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下，除維持羈押目的之外，其與一般人並無不同，因此羈押被告不能與受刑人為相同對待，同時也不能動輒以維持秩序為由，而限制其與外界的接觸，尤其是其與律師的接觸。被告若受有不當對待，不能僅有屬於內部自我審查的糾正機制，因此種內部自律的申訴制度，是以檢察官為主導，不僅缺乏司法制衡，也必然使被告完全在檢察官的掌控之下，因此，此種申訴制度實質意義不大，既然被告乃屬無罪之身，何能否定其向司法救濟之權，更何況容認檢察官恣意的將羈押當成偵查手段之理，這正是大法官在此號解釋中，所極力呼籲的少數保護想法。
被告既便犯行惡劣、罪證確鑿、違法亂紀、毫無悔意，但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象徵即是，只要在有罪判決確定前，其受到無罪推定的保障，即便千夫所指，司法者亦必須中立與客觀的依據法律而審判。司法者的可貴，正在於藉由少數保護來使正義的天秤得到平衡，重點不在於被告是否為卸任總統，而在於這個被告，有一天可能是你、我、或者是任何人，這或許才是扁案中，大家該思考的問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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