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王道還】2008.12.30 02:53 am
國人論科研成就，動輒以諾貝爾獎為最高判準，卻忽略了：任何科學突破都是承先啟後的一環，絕非無中生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成果，像是冒出海面的冰山；前人與同儕的研究業績，猶如沒入水下的冰山本體，肉眼看不見，卻碩大無朋。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比擬不倫，意思到了。
過去，識字、受教育的人不多，從事科研的人更少，知識要累積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可能到達突破的臨界點。即使四百年前，在西方的科學革命時代，刻卜勒提出了行星三定律，近八十年後，才成為牛頓悟出萬有引力定律的關鍵靈感。
到了廿世紀初，現代型教育體系成立，科研的基礎建設完備。知識累積的速度因而大幅提升。在同一領域中，許多組人馬同時在做研究，成為常態。在知識生產上，他們都有貢獻。但是世人論功行賞，偏好「第一」，使他們的互補關係非轉變為成王敗寇不可。只可惜成敗之機，有時連後見之明都難以洞悉緣由。而先馳者未必得點；個人條件如天賦、勤勞，以及經費，未必就是勝券，都是科學史常識。今年諾貝爾生醫獎的兩位法國得獎人，是現成的例子。
發現愛滋病毒的故事
今年是發現愛滋病毒（HIV）廿五周年。諾貝爾基金會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將生醫獎的一半獎金，頒給了當年發現愛滋病毒的團隊———法國病毒學家蒙坦耶與巴瑞—西諾希。
話說一九八一年，愛滋病驚動了美國疾病管制局，立即成為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癌細胞生物學實驗室主任蓋羅（R. Gallo）的首要研究問題。蓋羅在前一年發現了第一個由反轉錄病毒導致的人類疾病（一種罕見的血癌），後來因此得到美國生醫界的最高榮譽拉斯卡獎。誰知福兮禍之所伏。他的成功反而成為他邁向諾貝爾獎的絆腳石———他一直相信，愛滋病毒與他發現的血癌病毒有親緣關係。
反觀蒙坦耶，當年已五十一歲，比蓋羅大五歲，名氣卻不相當，擔任巴斯德研究院一個病毒實驗室的主管，手下人少錢也少；巴瑞—西諾希只是他實驗室裡的助理。憑資歷，兩人不太可能申請到「攻頂」經費。然而巴黎幾家醫院裡的年輕醫師與研究人員，自行組成了一個研究群，想揪出導致愛滋病的病原。他們只缺有經驗的病毒學家，找上了蒙坦耶。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位卅三歲的男同志因為淋巴腫大與身體倦怠而求診。他承認一年的性伴侶在五十名以上，到過北非、希臘與印度；最近一次到紐約，是三年前。研究群的醫師很機警，在他腋下、股溝採集了腫大的淋巴結檢體，過完新年就送到了蒙坦耶的實驗室。
蒙坦耶等人從檢體中找到一種從未發現過的人類反轉錄病毒，即HIV，與蓋羅的血癌病毒不同。他們的論文在五月廿日出版。不到一年，其他實驗室證實他們的發現。
追本溯源，若不是巴黎那個由年輕朋友組成的研究群，蒙坦耶怎麼可能得到關鍵檢體，而有領先群倫的發現？
資源不應集中少數大學
現代科學的基地在大學，因為科研無必勝之道，需要更多參與者，以分散風險。研究者從事教學，是義務也是責任；整理既有知識、訓練後起之秀，承先啟後，教學相長。參與科研的人多了，科學界對相關問題、資訊的敏感程度自然提升，突破的契機隨之增加。這是大數法則。我國科研人口有限，將資源集中在少數實驗室，甚至少數大學，無異豪賭；社會獲益的機率不高。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國人論科研成就，動輒以諾貝爾獎為最高判準，卻忽略了：任何科學突破都是承先啟後的一環，絕非無中生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成果，像是冒出海面的冰山；前人與同儕的研究業績，猶如沒入水下的冰山本體，肉眼看不見，卻碩大無朋。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比擬不倫，意思到了。
過去，識字、受教育的人不多，從事科研的人更少，知識要累積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可能到達突破的臨界點。即使四百年前，在西方的科學革命時代，刻卜勒提出了行星三定律，近八十年後，才成為牛頓悟出萬有引力定律的關鍵靈感。
到了廿世紀初，現代型教育體系成立，科研的基礎建設完備。知識累積的速度因而大幅提升。在同一領域中，許多組人馬同時在做研究，成為常態。在知識生產上，他們都有貢獻。但是世人論功行賞，偏好「第一」，使他們的互補關係非轉變為成王敗寇不可。只可惜成敗之機，有時連後見之明都難以洞悉緣由。而先馳者未必得點；個人條件如天賦、勤勞，以及經費，未必就是勝券，都是科學史常識。今年諾貝爾生醫獎的兩位法國得獎人，是現成的例子。
發現愛滋病毒的故事
今年是發現愛滋病毒（HIV）廿五周年。諾貝爾基金會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將生醫獎的一半獎金，頒給了當年發現愛滋病毒的團隊———法國病毒學家蒙坦耶與巴瑞—西諾希。
話說一九八一年，愛滋病驚動了美國疾病管制局，立即成為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癌細胞生物學實驗室主任蓋羅（R. Gallo）的首要研究問題。蓋羅在前一年發現了第一個由反轉錄病毒導致的人類疾病（一種罕見的血癌），後來因此得到美國生醫界的最高榮譽拉斯卡獎。誰知福兮禍之所伏。他的成功反而成為他邁向諾貝爾獎的絆腳石———他一直相信，愛滋病毒與他發現的血癌病毒有親緣關係。
反觀蒙坦耶，當年已五十一歲，比蓋羅大五歲，名氣卻不相當，擔任巴斯德研究院一個病毒實驗室的主管，手下人少錢也少；巴瑞—西諾希只是他實驗室裡的助理。憑資歷，兩人不太可能申請到「攻頂」經費。然而巴黎幾家醫院裡的年輕醫師與研究人員，自行組成了一個研究群，想揪出導致愛滋病的病原。他們只缺有經驗的病毒學家，找上了蒙坦耶。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位卅三歲的男同志因為淋巴腫大與身體倦怠而求診。他承認一年的性伴侶在五十名以上，到過北非、希臘與印度；最近一次到紐約，是三年前。研究群的醫師很機警，在他腋下、股溝採集了腫大的淋巴結檢體，過完新年就送到了蒙坦耶的實驗室。
蒙坦耶等人從檢體中找到一種從未發現過的人類反轉錄病毒，即HIV，與蓋羅的血癌病毒不同。他們的論文在五月廿日出版。不到一年，其他實驗室證實他們的發現。
追本溯源，若不是巴黎那個由年輕朋友組成的研究群，蒙坦耶怎麼可能得到關鍵檢體，而有領先群倫的發現？
資源不應集中少數大學
現代科學的基地在大學，因為科研無必勝之道，需要更多參與者，以分散風險。研究者從事教學，是義務也是責任；整理既有知識、訓練後起之秀，承先啟後，教學相長。參與科研的人多了，科學界對相關問題、資訊的敏感程度自然提升，突破的契機隨之增加。這是大數法則。我國科研人口有限，將資源集中在少數實驗室，甚至少數大學，無異豪賭；社會獲益的機率不高。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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