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的吳英與「合法」的貪腐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吳曉波 2009-12-22
上週（12月18日），又有一位民間金融業者受到了懲罰。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28歲的吳英死刑。據法院公佈的資料稱，從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吳英以高額利息為誘餌，以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名，先後非法集資人民幣77339.5萬元，用於償還本金、支付高額利息、購買房產、汽車及個人揮霍等，實際集資詐騙人民幣38426.5萬元。
吳英並不是近年來第一個因非法集資被判死刑的女性。2009年1月，44歲的浙江省麗水市「小姑娘」杜益敏，因集資詐騙罪終審判決死刑。在去年的一篇FT中文網的專欄中，我曾寫過《「小姑娘」或可不殺》，認為諸多「小姑娘」悲劇的一再出現，是在現有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的背景下發生之制度性悲劇。
一個很可能的情況是，再過若干年，隨著中國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小姑娘」和吳英們的行為竟是符合商業規律和合法的。
近年，在研究百年企業史的過程中，我常常躑躅在「合法與非法」的悖論之間。如果將民間的經濟犯罪與那些上層的貪腐現象相對比，甚至將得出一些很獨特的結論。
比如1940年代末國民政府垮台前的孔宋家族是出了名的貪腐之類。可是，一直到今天，宋氏後人仍然堅決不承認宋子文是一個貪官，因為他沒有貪污行為。對此，與宋子文共過事、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和台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有過很精妙的描述。他講道，如果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確實沒有問題，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訂的，這是因為他們有影響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範圍內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宋的人是控制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每個人都得先申請進口必要的貨物，但他們卻有優先進口權，因此，儘管他們的確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發了大財，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為。
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用這段話我們可以解釋80年代的官倒現象。那些能夠拿到「計劃內指標」、「官價外匯」的人們都很難用非法來定義，因為，他們或者他們的血緣親朋正是那些制訂政策的人，利益是通過一條完全合法的「渠道」輸送出來的。
同樣，我們也可以明白90年代的「莊家經濟」是怎麼一回事了。那些能夠弄到上市指標的人，那些能夠在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的人，其背後往往有一個握著政策權柄的人，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們是有權利看別人的手中牌的人，所以他痛斥中國股市連「有規矩的賭場」都不如。
這樣的貪腐實在很難發現，我們只要用手指扳一下就明白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有幾個「官倒」或「莊家」被繩之以法了？如果有的話，大半是「狗咬狗」被清掃出局的，而且這些人被判刑的原因往往不是因為官倒或當莊家，而是「生活腐敗」、「收受賄賂」甚至充當「商業間諜」等等。也就是說，高級別的貪腐似乎從來沒有被真正懲處過。
由此，我發現了一條「偉大」的定律——「高級別的貪腐往往是合法的貪腐。」
這句話可以與我在《激盪三十年》中寫過的另外一句話聯在一起看，那句話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將這兩句話結合起來解讀，基本上可以描述出當代中國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那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進的，因此具備了非法的天然特徵，而眾多高級別的的貪腐都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所以，「進化」了的貪腐是可以很「乾淨」的，很高級的，很有技術含量的。
與80年代的「官倒經濟」、90年代的「莊家經濟」所不同的是，進入2000年之後，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內嵌式」的高級別貪腐。這是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進化。
它的運行狀況是這樣的：有權力背景的人已不滿足到市場上搶一票就走，他決定說「老子不走了」。然後，他以股份的方式進入一個又一個高速成長中的產業和企業 ——它們有兩個特點，一是壟斷性的，一是需要進入審核資質的——直接成為這個組織體的一部分；其隱蔽性在於，其一，這種資本利用了當今先進的全球金融市場以及複雜的衍生工具，往往以「影子持有者」的方式存在，所以，幾乎不可能被發現，其二，這部分「權力型資本」以政策輸入的辦法和改革的名義對這一組織體進行了種種扶持，而且幾乎無法從表面上進行識別。
從此，它不再是從你我的「碗」裡搶一點飯走，它直接變成了「碗」的一部分！正因為其內嵌式和隱蔽性，這種腐敗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力是巨大的，它讓市場公平從根本上變得非常艱難，而對這種腐敗的破解，社會將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的，遠非官倒或莊家可比。日後你要清除它，很可能要承擔把碗砸碎的巨大風險，這個成本很可能是整個社會所支付不起的。
面對進化的貪腐，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辦法其實很簡單，我們必須推進制度的進化，推進中國法治環境的進化，推進中國社會制度變革的進化。不過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那些簡單的事情往往是最難辦成的。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2009年12月22日 星期二
2009年7月25日 星期六
劉亞洲－甲申再祭(修訂版，全文)
甲申再祭(修訂版，全文)
作者：劉亞洲 時間：2006-01-28
改變未來的選擇需要從改變歷史入手。──自題。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裡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了歷史舞台。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屍，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
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隻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吶!」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
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里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裡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後，運動蜂起，爭鬥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歷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歷史）。為了明天而逼近歷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領袖
甲申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是領袖的歷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歷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歷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歷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歷史，但自那以後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歷史就是全部歷史。全部歷史就是一個人的歷史。我們民族總是格外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歷史這個女人只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歷史的交媾的話，那麼不妨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乾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沖沖地雲雨巫山。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最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麼不是？他紮紮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裡是歷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得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只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彷彿與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於死地而後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飽經了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麼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裡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裡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裡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事實，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x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麼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人才不用，國家必亡。
崇禎為什麼不能用人才？史載：「帝刻忌。」何謂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擁有世界最大的帝國，心卻比針尖還小。有兩點可以說明：一、他不敢負責。李自成兵臨城下，有人建議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援京師。此舉意味著放棄遼東。崇禎皇帝明明想這麼做，而自己偏不說，要讓臣屬們說。臣子們早看透了這一點，偏不說。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幕是，崇禎召一個大學士商議此事，大順軍的炮聲已在西直門外隆隆響起。崇禎說：「今事已急，此議如何，你說一句話就可以定奪啦!」那個大學士跪在地上，不發一言。崇禎追問再三，大學士始終像個啞巴。崇禎皇帝一跺腳，回後宮去了。須臾，城破。
二，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罵崇禎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沒有錢嗎？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驚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霉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麼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 崇禎無語。他為什麼無語？他陰暗的心裡那一刻飄過什麼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後來能被皇太極那麼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於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嫉妒。
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凶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凶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這個東西。《聖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製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歷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
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麼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麼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讚美活著的天才，而只讚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后，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鬍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於心理的衝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凌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乾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地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向上爬。「哪裡有向上爬的動機，哪裡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只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只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合格的領袖嗎？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劇不在於他輸了，而在於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因為歷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後他的遭遇還那麼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
歷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併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餘資本，縱有剩餘勞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次上可勁兒地徘徊。李自成進北京後，完全是一副莊稼漢作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
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貴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後，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戰士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項羽前進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岩，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宋獻策送給他的圖讖「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後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後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讖。] 炮製的東西，卻像夢魘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
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岩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後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歎為觀止。」殺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裡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制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後，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岩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於皇上不利，三桂來於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裡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既不堅定，又有慾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過高的慾望必須克制。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慾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張獻忠似乎不值得多說了。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已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夥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捲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論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沖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麼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
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他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麼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復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那個原住族。為什麼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
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北方。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麼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裡，漢民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裡出現過什麼「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於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後，他們的步伐仍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
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了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後代對中國歷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的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裕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裡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I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誌是，它的心胸非常開闊，什麼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面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麼那樣如飢似渴地學習漢文化。
滿清開國，面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面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今天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後又逃跑，十年後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容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嘆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的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麼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得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平時他們吃些什麼。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餚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G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今天回顧甲申年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精英群。
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們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①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後，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制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
②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兩個精英群的不同在於他們的結局：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髒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後，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聖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髮，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姦。儒教的先師講過，頭髮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髮，前額不留髮，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後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
漢人剃髮，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徵。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髮近乎於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於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髮令實則是一種精神凌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民族必須剃髮，那就是漢族；只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人的心態與他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麼「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二、機會與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麼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後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後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歷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面臨著機會和歷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台階，上一步什麼都是，下一步什麼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餘年後，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佔領西安後，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只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傢伙──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麼？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時間。
倘若李自成不要急於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牆進來的，飽掠之後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於多麼有利的位置呵。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陝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瀰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牆下嚥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幹。最後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歷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歷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歷史舞台。
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歷史的，因為它只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歷史是一個平面圓圈的循環。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誌性年份。中國落後於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制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麼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湧動著原始的激情和衝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
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後面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後。滿族最後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歷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呵。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面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牆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游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瀋陽西南一個叫翁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
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牆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於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只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髮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牆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他決心在山海關與李自成軍做正面戰鬥。當一個國家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它就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翁後決策，饒是大戰略家手筆。八旗軍如離弦之箭。
清軍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關，相當於紅軍搶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離開北京後，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關四百餘里，大順軍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結果與清軍差不多同時抵達山海關。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關之戰就不是後來那個結局了。在次日發生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山海關大決戰中，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與大順軍接戰。大順軍越戰越勇，吳三桂眼看就不能支。這時候，從海面上突然刮來一陣狂風。此風怪矣!起來的真是時候。且又是對著農民軍刮去。後來清朝史籍中把這股風稱為「神風」。
這股風莫非也是機遇？多爾袞立即抓住這股風的絕好機會，揮軍出動。萬馬奔騰。山呼海嘯。農民軍被這股遮天蔽日的沙塵吹得閉上眼睛，重新睜開時，忽然發現對手已換成剃光了前額的清軍士兵，戰鬥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於高崗之上觀戰，一個和尚告他：「韃子兵!」自成撥馬就走。這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機遇就像陽光，它會公平地照在每一個人身上。捕捉機遇就是捕捉歷史。滿清沒有像英國那樣走上一條更新的發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滿人有這個可能。漢人則毫無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滿人，有點無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後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居然都不知道英國在哪裡。
甲申年，李自成也輸在不知彼上。他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有相當部分基於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強大，不知道敵人有多強大。特別是，敵人的強大要比我們認識的強大還要強大，事情就不可為了。滿清雖然是遊牧民族，生產力低下，但戰爭力不低。遊牧民族的戰爭熱情和戰爭能量整整燃燒了幾個世紀，摧毀了三個文明。他們不會種地，但是會發明戰爭機器。馬鐙就是中國遊牧民族發明的。
有了這個小東西，所向披靡，竟騎馬打到歐洲去了。薩爾滸大戰時，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鐵所制，朝鮮援兵的披甲則是紙做的，少數是用柳條做的，而清兵幾乎人人皆披精鐵製成的鎧甲。除護住胸部和背部外，連頭、手臂和腳，都被層層防護，甚至連戰馬也披甲。由於其甲冑非常堅硬，除非用強弓，否則百步之外根本無法洞穿。薩爾滸大戰是萬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銳。
大順軍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也煉成了鋼鐵。秦地是出過「虎狼師」的。大順軍亦是一支「虎狼師」。我舉一例：大順軍的戰馬平時是不飲水的，而是飲血。殺俘虜的血飲馬。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飲馬，讓馬特別飢渴。上了戰場，戰馬一旦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
騎這種馬陷陣，無不克。這種事到今天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順軍仍遠不是八旗鐵騎的對手。何止不是對手，完全不堪一擊。你想，敵人有多強大？當時有人這樣稱讚八旗兵：「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
然而，在郭沫若寫作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不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們比滿清幸運百倍。宥於歷史條件，滿清王朝只能在「壞」與「更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則可以在「好」與「壞」之間做出選擇。歷史機遇一如向滿清招手那樣向我們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國既存在著國民道德素質問題，也存在著當權者統治素質問題。到了郭沫若寫作《祭》文的甲申年，經過鴉片戰爭來百年的猛醒，經過先賢們的奮鬥，二者都達到古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按說，偉大的民族變革應當到來。
我們終於等到了這個偉大的變革，不過不是在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時候，而是在幾乎六十年後，鄧小平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們又一次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個亡靈真是強悍，不僅在中國遊蕩，不僅在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國家遊蕩，甚至一度完全籠罩了我們北方那個龐大的鄰國。古希臘創造了城邦政體。秦王朝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體。希臘的影響是世界的，秦朝的影響只能是中國的。那個北方鄰國創建了現代集權專制，它的影響也只能是中國的，當然階段性地它也影響了歐洲東部幾個小國家。毛澤東曾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那毫無可能。
在中國復辟的只能是封建主義。過去是，如果根除不絕，將來也可能是。鄧小平的歷史功勛不僅是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還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面循環，使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到了與世界發展潮流一致的方向。偉大的改革從來都是偉大精神的產物。鄧小平的精神應該被稱作中國歷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內心。內心的變化比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更深遠。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機遇再次眷顧中國。中國的安全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好。自秦漢兩千年來的歷史中，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海上的威脅；自1894年甲午戰爭一百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東北面那個小島的威脅。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百年和平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肯定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其它因素動搖這座平台。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再革命，為的不就是尋找一個和平的環境，使自己更加強盛嗎？現在這個時機來了，我們要抓住它，不能讓它溜走。不能為局部歡呼。心境最重要。我們要善於改變心情。改變心情就改變了世界。l
回到甲申年，滿清喪失歷史機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要從被它征服和反過來又征服了它的漢民族身上去找。於是引出下一個話題——
三、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前面談到，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後，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歷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纍纍的屍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後，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
清軍佔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後，也是一殺再殺。直殺得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歷史為何這麼悲？一個大國亡於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武器不可謂不精，地域不可謂不廣闊，為什麼只會望風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李自成就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蹟。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麼了？如何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裡，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於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古代漢族人是世界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麼改變了我們？是什麼使漢民族變得這麼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過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們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麼？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
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於，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後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因素。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餘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
猶太人兩千年前是什麼樣，今天還是什麼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對他們予以絲毫的改變。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這麼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以及從獵鷹威風凜凜地捕捉麻雀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努爾哈赤和多爾袞的雄風。
中國為什麼會屢屢喪失歷史機遇？如果說滿清喪失歷史機遇是偶然的話，漢民族則是必然的。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尋找，那就是文化。回顧甲申亡國史，一個龐大的民族被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讀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們民族為什麼會獨步於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後面，都可以看到一隻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繫。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制。專制是戰無不敗的。甲申年失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麼想像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只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麼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定，天下為什麼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國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經濟的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歷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麼拼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佈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並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麼。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係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傢伙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鐘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屍首後，把它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弔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裡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面。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歷史時寫道：「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鬥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書《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餘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於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只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的評彈，我總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之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後，一個個都煥發了嶄新的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真令人歎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並沒有顯出多麼強的戰鬥力，可一旦易幟後，變得像豹子一樣兇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只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與其媲美。洪承疇 [註：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松山大敗，被俘後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並親統軍隊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後，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
明朝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於「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後達到了新的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江南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第一部史書黃鐘大呂。最後一個朝代撰寫的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數人命運的殘酷制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給精力充沛的專制。」這就要說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製面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面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壓壓一片，走起路來整齊劃一，喊起口號來震天價響。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於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
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明末，清軍尚未入關，但幾次撕破邊牆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 [註：孫傳庭，陝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 挾潼關大勝的餘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講：「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只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XXXX的老婆女兒!」清兵大笑，從軍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幹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計其數。
專制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民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並不介意它面對的羊究竟是一隻還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揚州城破，清軍開展大屠殺。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面。
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然後乖乖地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揚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的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後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遊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曾有一個玩笑，問：豬除了可以吃外，還有什麼用？答：可以用來罵人。走筆至此，我突然想，豬比羊出息多了。一個人是殺不了豬的。豬堅決反抗。豬的吼聲是絕望而雄壯的。它一輩子只有在被殺時才發出這最後的吼聲。殺羊簡潔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戶根本不用捆綁，只用手輕輕摩挲羊的頭和身子，羊便馴服地躺下。屠戶用刀在羊喉嚨處輕柔地一抹，血噴出來。羊的眼睛裡淌下一行淚水。我們應當學習豬的胸襟。
專制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凶。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有人認為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
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暢。「一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迴避的話題。潘岳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系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反過來就頂翻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人鬥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鬥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哪裡？漢奸在我們心裡。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官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麼人手裡？南京還在中國人手裡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們寧可死在清人手裡，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裡!」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制的地區也發生了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後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得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也罷，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哪裡去了呢？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淒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麼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裡。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能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鬥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斗，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斗，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
甲申年，江蘇有個曾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刑。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麼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麼生命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內戰兇猛，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論看起來最無私的，其實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無私」。而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憑什麼為公？你經營你的大家，我經營我的小窩。你殺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個自私的人是不會愛國的。明朝「靖難之役」時，兩個大官相約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殺以殉。北兵進城時，城中大亂。大官甲聽見大官乙對家人大聲喊道：「外面亂糟糟的，你們趕緊把豬欄門關好，小心偷豬賊。」甲苦笑道：「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捨不得一條命了。」
中國亡在滿清手裡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這個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
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於中國文化。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歷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歷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歷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後，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後。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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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人是對當時的漢人－明朝來說是外族，但他們佔領後卻創造出中國歷史最強盛的朝代－清。
（日本人也有同樣的野心，想效法滿人八旗軍一樣揮軍入主中原，再造強盛帝國。但是，因為國際現實上種種因素，失敗了。滿人當時用的文字跟漢字不同，文化也大有差異，有興趣的可去看相關的資料。）
作者：劉亞洲 時間：2006-01-28
改變未來的選擇需要從改變歷史入手。──自題。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裡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了歷史舞台。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屍，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
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隻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吶!」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
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里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裡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後，運動蜂起，爭鬥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歷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歷史）。為了明天而逼近歷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領袖
甲申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是領袖的歷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歷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歷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歷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歷史，但自那以後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歷史就是全部歷史。全部歷史就是一個人的歷史。我們民族總是格外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歷史這個女人只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歷史的交媾的話，那麼不妨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乾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沖沖地雲雨巫山。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最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麼不是？他紮紮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裡是歷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得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只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彷彿與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於死地而後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飽經了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麼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裡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裡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裡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事實，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x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麼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人才不用，國家必亡。
崇禎為什麼不能用人才？史載：「帝刻忌。」何謂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擁有世界最大的帝國，心卻比針尖還小。有兩點可以說明：一、他不敢負責。李自成兵臨城下，有人建議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援京師。此舉意味著放棄遼東。崇禎皇帝明明想這麼做，而自己偏不說，要讓臣屬們說。臣子們早看透了這一點，偏不說。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幕是，崇禎召一個大學士商議此事，大順軍的炮聲已在西直門外隆隆響起。崇禎說：「今事已急，此議如何，你說一句話就可以定奪啦!」那個大學士跪在地上，不發一言。崇禎追問再三，大學士始終像個啞巴。崇禎皇帝一跺腳，回後宮去了。須臾，城破。
二，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罵崇禎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沒有錢嗎？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驚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霉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麼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 崇禎無語。他為什麼無語？他陰暗的心裡那一刻飄過什麼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後來能被皇太極那麼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於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嫉妒。
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凶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凶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這個東西。《聖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製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歷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
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麼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麼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讚美活著的天才，而只讚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后，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鬍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於心理的衝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凌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乾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地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向上爬。「哪裡有向上爬的動機，哪裡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只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只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合格的領袖嗎？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劇不在於他輸了，而在於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因為歷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後他的遭遇還那麼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
歷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併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餘資本，縱有剩餘勞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次上可勁兒地徘徊。李自成進北京後，完全是一副莊稼漢作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
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貴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後，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戰士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項羽前進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岩，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宋獻策送給他的圖讖「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後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後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讖。] 炮製的東西，卻像夢魘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
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岩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後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歎為觀止。」殺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裡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制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後，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岩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於皇上不利，三桂來於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裡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既不堅定，又有慾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過高的慾望必須克制。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慾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張獻忠似乎不值得多說了。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已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夥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捲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論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沖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麼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
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他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麼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復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那個原住族。為什麼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
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北方。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麼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裡，漢民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裡出現過什麼「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於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後，他們的步伐仍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
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了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後代對中國歷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的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裕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裡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I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誌是，它的心胸非常開闊，什麼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面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麼那樣如飢似渴地學習漢文化。
滿清開國，面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面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今天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後又逃跑，十年後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容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嘆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的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麼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得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平時他們吃些什麼。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餚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G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今天回顧甲申年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精英群。
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們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①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後，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制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
②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兩個精英群的不同在於他們的結局：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髒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後，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聖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髮，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姦。儒教的先師講過，頭髮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髮，前額不留髮，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後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
漢人剃髮，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徵。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髮近乎於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於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髮令實則是一種精神凌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民族必須剃髮，那就是漢族；只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人的心態與他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麼「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二、機會與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麼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後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後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歷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面臨著機會和歷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台階，上一步什麼都是，下一步什麼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餘年後，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佔領西安後，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只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傢伙──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麼？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時間。
倘若李自成不要急於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牆進來的，飽掠之後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於多麼有利的位置呵。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陝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瀰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牆下嚥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幹。最後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歷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歷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歷史舞台。
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歷史的，因為它只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歷史是一個平面圓圈的循環。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誌性年份。中國落後於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制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麼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湧動著原始的激情和衝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
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後面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後。滿族最後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歷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呵。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面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牆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游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瀋陽西南一個叫翁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
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牆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於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只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髮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牆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他決心在山海關與李自成軍做正面戰鬥。當一個國家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它就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翁後決策，饒是大戰略家手筆。八旗軍如離弦之箭。
清軍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關，相當於紅軍搶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離開北京後，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關四百餘里，大順軍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結果與清軍差不多同時抵達山海關。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關之戰就不是後來那個結局了。在次日發生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山海關大決戰中，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與大順軍接戰。大順軍越戰越勇，吳三桂眼看就不能支。這時候，從海面上突然刮來一陣狂風。此風怪矣!起來的真是時候。且又是對著農民軍刮去。後來清朝史籍中把這股風稱為「神風」。
這股風莫非也是機遇？多爾袞立即抓住這股風的絕好機會，揮軍出動。萬馬奔騰。山呼海嘯。農民軍被這股遮天蔽日的沙塵吹得閉上眼睛，重新睜開時，忽然發現對手已換成剃光了前額的清軍士兵，戰鬥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於高崗之上觀戰，一個和尚告他：「韃子兵!」自成撥馬就走。這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機遇就像陽光，它會公平地照在每一個人身上。捕捉機遇就是捕捉歷史。滿清沒有像英國那樣走上一條更新的發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滿人有這個可能。漢人則毫無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滿人，有點無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後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居然都不知道英國在哪裡。
甲申年，李自成也輸在不知彼上。他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有相當部分基於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強大，不知道敵人有多強大。特別是，敵人的強大要比我們認識的強大還要強大，事情就不可為了。滿清雖然是遊牧民族，生產力低下，但戰爭力不低。遊牧民族的戰爭熱情和戰爭能量整整燃燒了幾個世紀，摧毀了三個文明。他們不會種地，但是會發明戰爭機器。馬鐙就是中國遊牧民族發明的。
有了這個小東西，所向披靡，竟騎馬打到歐洲去了。薩爾滸大戰時，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鐵所制，朝鮮援兵的披甲則是紙做的，少數是用柳條做的，而清兵幾乎人人皆披精鐵製成的鎧甲。除護住胸部和背部外，連頭、手臂和腳，都被層層防護，甚至連戰馬也披甲。由於其甲冑非常堅硬，除非用強弓，否則百步之外根本無法洞穿。薩爾滸大戰是萬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銳。
大順軍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也煉成了鋼鐵。秦地是出過「虎狼師」的。大順軍亦是一支「虎狼師」。我舉一例：大順軍的戰馬平時是不飲水的，而是飲血。殺俘虜的血飲馬。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飲馬，讓馬特別飢渴。上了戰場，戰馬一旦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
騎這種馬陷陣，無不克。這種事到今天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順軍仍遠不是八旗鐵騎的對手。何止不是對手，完全不堪一擊。你想，敵人有多強大？當時有人這樣稱讚八旗兵：「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
然而，在郭沫若寫作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不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們比滿清幸運百倍。宥於歷史條件，滿清王朝只能在「壞」與「更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則可以在「好」與「壞」之間做出選擇。歷史機遇一如向滿清招手那樣向我們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國既存在著國民道德素質問題，也存在著當權者統治素質問題。到了郭沫若寫作《祭》文的甲申年，經過鴉片戰爭來百年的猛醒，經過先賢們的奮鬥，二者都達到古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按說，偉大的民族變革應當到來。
我們終於等到了這個偉大的變革，不過不是在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時候，而是在幾乎六十年後，鄧小平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們又一次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個亡靈真是強悍，不僅在中國遊蕩，不僅在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國家遊蕩，甚至一度完全籠罩了我們北方那個龐大的鄰國。古希臘創造了城邦政體。秦王朝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體。希臘的影響是世界的，秦朝的影響只能是中國的。那個北方鄰國創建了現代集權專制，它的影響也只能是中國的，當然階段性地它也影響了歐洲東部幾個小國家。毛澤東曾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那毫無可能。
在中國復辟的只能是封建主義。過去是，如果根除不絕，將來也可能是。鄧小平的歷史功勛不僅是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還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面循環，使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到了與世界發展潮流一致的方向。偉大的改革從來都是偉大精神的產物。鄧小平的精神應該被稱作中國歷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內心。內心的變化比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更深遠。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機遇再次眷顧中國。中國的安全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好。自秦漢兩千年來的歷史中，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海上的威脅；自1894年甲午戰爭一百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東北面那個小島的威脅。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百年和平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肯定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其它因素動搖這座平台。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再革命，為的不就是尋找一個和平的環境，使自己更加強盛嗎？現在這個時機來了，我們要抓住它，不能讓它溜走。不能為局部歡呼。心境最重要。我們要善於改變心情。改變心情就改變了世界。l
回到甲申年，滿清喪失歷史機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要從被它征服和反過來又征服了它的漢民族身上去找。於是引出下一個話題——
三、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前面談到，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後，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歷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纍纍的屍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後，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
清軍佔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後，也是一殺再殺。直殺得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歷史為何這麼悲？一個大國亡於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武器不可謂不精，地域不可謂不廣闊，為什麼只會望風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李自成就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蹟。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麼了？如何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裡，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於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古代漢族人是世界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麼改變了我們？是什麼使漢民族變得這麼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過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們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麼？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
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於，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後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因素。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餘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
猶太人兩千年前是什麼樣，今天還是什麼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對他們予以絲毫的改變。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這麼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以及從獵鷹威風凜凜地捕捉麻雀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努爾哈赤和多爾袞的雄風。
中國為什麼會屢屢喪失歷史機遇？如果說滿清喪失歷史機遇是偶然的話，漢民族則是必然的。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尋找，那就是文化。回顧甲申亡國史，一個龐大的民族被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讀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們民族為什麼會獨步於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後面，都可以看到一隻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繫。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制。專制是戰無不敗的。甲申年失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麼想像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只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麼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定，天下為什麼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國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經濟的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歷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麼拼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佈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並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麼。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係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傢伙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鐘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屍首後，把它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弔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裡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面。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歷史時寫道：「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鬥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書《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餘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於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只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的評彈，我總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之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後，一個個都煥發了嶄新的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真令人歎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並沒有顯出多麼強的戰鬥力，可一旦易幟後，變得像豹子一樣兇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只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與其媲美。洪承疇 [註：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松山大敗，被俘後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並親統軍隊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後，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
明朝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於「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後達到了新的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江南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第一部史書黃鐘大呂。最後一個朝代撰寫的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數人命運的殘酷制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給精力充沛的專制。」這就要說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製面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面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壓壓一片，走起路來整齊劃一，喊起口號來震天價響。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於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
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明末，清軍尚未入關，但幾次撕破邊牆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 [註：孫傳庭，陝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 挾潼關大勝的餘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講：「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只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XXXX的老婆女兒!」清兵大笑，從軍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幹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計其數。
專制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民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並不介意它面對的羊究竟是一隻還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揚州城破，清軍開展大屠殺。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面。
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然後乖乖地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揚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的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後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遊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曾有一個玩笑，問：豬除了可以吃外，還有什麼用？答：可以用來罵人。走筆至此，我突然想，豬比羊出息多了。一個人是殺不了豬的。豬堅決反抗。豬的吼聲是絕望而雄壯的。它一輩子只有在被殺時才發出這最後的吼聲。殺羊簡潔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戶根本不用捆綁，只用手輕輕摩挲羊的頭和身子，羊便馴服地躺下。屠戶用刀在羊喉嚨處輕柔地一抹，血噴出來。羊的眼睛裡淌下一行淚水。我們應當學習豬的胸襟。
專制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凶。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有人認為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
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暢。「一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迴避的話題。潘岳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系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反過來就頂翻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人鬥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鬥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哪裡？漢奸在我們心裡。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官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麼人手裡？南京還在中國人手裡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們寧可死在清人手裡，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裡!」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制的地區也發生了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後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得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也罷，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哪裡去了呢？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淒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麼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裡。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能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鬥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斗，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斗，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
甲申年，江蘇有個曾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刑。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麼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麼生命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內戰兇猛，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論看起來最無私的，其實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無私」。而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憑什麼為公？你經營你的大家，我經營我的小窩。你殺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個自私的人是不會愛國的。明朝「靖難之役」時，兩個大官相約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殺以殉。北兵進城時，城中大亂。大官甲聽見大官乙對家人大聲喊道：「外面亂糟糟的，你們趕緊把豬欄門關好，小心偷豬賊。」甲苦笑道：「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捨不得一條命了。」
中國亡在滿清手裡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這個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
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於中國文化。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歷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歷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歷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後，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後。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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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人是對當時的漢人－明朝來說是外族，但他們佔領後卻創造出中國歷史最強盛的朝代－清。
（日本人也有同樣的野心，想效法滿人八旗軍一樣揮軍入主中原，再造強盛帝國。但是，因為國際現實上種種因素，失敗了。滿人當時用的文字跟漢字不同，文化也大有差異，有興趣的可去看相關的資料。）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週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週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一十八年。台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裡面。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
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裡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①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不用說也就是" 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的雅化了。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 當機獨斷" ，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 （《流賊傳》）。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在這上面更加以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飢疏》，把當時陝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了的。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麼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又說得多麼的痛切呀："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過他認可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於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為什麼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②。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③，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④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 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璡，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 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 書" 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 富者兼併小民" ，而" 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 切責"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 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 天下" 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 命
" 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保存，直到現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 助餉" 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 寇亂" 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而已。看崇禎" 切責士升" ，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於採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譽" 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余，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像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
所謂" 流寇" ，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 都是鋌而走險的飢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當李、張已經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 今闖、獻併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於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傳》竟把它的要點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佔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 ，其實已經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 收拾".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他。他在初發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樣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
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治。
這一個轉機也是由於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於梓潼之後，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於商洛山中。在這時張獻忠已投降於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覆舊態，自成趕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是十三年的事。在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後，又來一次蝗旱，鬧到"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 （《烈皇小識》）。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穀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並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穀，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 斛谷萬錢，飢民從自成者數萬" （《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 流寇" 首領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變固由於多數飢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於一位" 杞縣舉人李信" 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夥的事蹟摘錄在下邊。
"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 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飢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
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悅。
岩因說曰；'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岩、自成也。雜呼曰：' 李公子活我'.岩復造謠詞曰：' 迎闖王，不納糧' ，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 這節文字敘述在十三年與十四年之間，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約認為李、牛、宋之歸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見解，此書或許即為《明史》所本。
" 當是時（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飢民多從自成。舉人李信、牛金星皆歸焉。金星薦卜者宋獻策陳圖讖言' 十八子當主神器'.李信因說自成曰：'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悅，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宋的歸自成其實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識》和《明季北略》，敘述得較為詳細。《烈皇小識》是這樣敘述著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留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 ⑤。
自成大喜，奉為軍師。" 《明季北略》敘述得更詳細，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條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岩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岩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
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一雲浙人，精於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眾矣。" 牛、宋歸自成之年月與《烈皇小識》所述同，宋出牛薦，牛出李薦，則李之入夥自當在宋之前。惟關於李岩入夥，《北略》敘在崇禎十年，未免為時過早。
" 李岩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進士。世稱岩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
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進白，切宋暫休征比，設法賑給。宋令曰：' 楊閣部（按指兵部楊嗣昌）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於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匾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岩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於聞之，遂糾眾數十人嘩於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岩，即發牒傳諭：' 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系亂民，嚴拿究罪。' 飢民擊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議。岩曰：' 速諭暫免徵催，並勸富寶
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眾曰：' 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 宋聞之而懼，謂若發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 舉人李岩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准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李岩下獄。
百姓共怒曰：' 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縣殺宋，劫岩出獄。重犯具釋，倉庫一空。岩謂眾曰：' 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 眾從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隨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數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勸假行仁義，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復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眾，自成兵勢益強。岩遣黨偽為商賈，廣佈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帥，不殺不掠，又不納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 李公子亂'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為李岩也。故詳志之。" 這是卷十三《李岩歸自成》條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禎十年事，在作者的計六奇自以李岩之歸自成是在這一年了。但既有" 頻年旱飢" ，與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稱" 楊閣部飛檄雨下" 亦當在楊嗣昌於十二年十月" 督師討賊" 以後。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勸賑歌》條下云："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齧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
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塵飛炊煙絕，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勛大，德厚流光裕子孫'"看這開首一句" 年來蝗旱苦頻仍" ，便已經充分地表現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於十年，接著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並發。八年以前，河南並無蝗旱的記載。因此所謂" 崇禎八年" 斷然是錯誤，據我揣想，大約是" 庚辰年" 的蠢蝕壞字，由抄者以意補成的吧。勸宋令勸賑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獄自在其後，被紅娘子和飢民的劫救，更進而與自成合夥，自當得在十月左右了。同書卷十六《李自成敗而復振》條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寧陷之。殺萬安王朱
［钅輕］（應為朱采［钅輕］），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眾至數十萬。李岩為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謀主，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無疑早就是同情於" 流寇" 的人，我們單從這《勸賑歌》裡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到" 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 ，而卻沒有說到當時的" 寇賊" 怎樣怎樣。他這歌是拿去" 各家勸勉" 的。受了罵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報他" 圖謀不軌" ，一定也是曾經把這歌拿去做了供狀的。
紅娘子的一段插話最為動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無考見。最近得見一種《剿闖小史》，是乾隆年間的抄本，不久將由說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種演義式的小說，共十捲，一開始便寫《李公子民變聚眾》，最後是寫到《吳平西孤忠受封拜》為止的。作者對於李岩也頗表同情，所敘事蹟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據我看來還是《北略》抄襲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說，不一定全據事實，但如紅娘子的故事是極好的小說材料，而《小史》中也沒有提到。《明史》自必確有根據，可惜目前書少，無從查考出別的資料。
其次乾隆年間董恆岩所寫的《芝龕記》，以秦良玉和沈雲英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處理著李、牛奔自成的故事。這位作者卻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為丑角，紅娘子作為彩旦，李岩的" 出粟賑饑" ，被解釋為" 勉作散財之舉，聊博好義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誣衊的事，由私家的曲筆，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據也只是《李自成傳》，把牛、李入夥寫在一起。又寫牛金星攜女同逃，此女後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謅。牛金星歸自成時，有他兒子生員牛詮同行，倒是事實，可見作者是連《甲申傳信錄》都沒有參考過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蓋自成當時年僅三十四歲，應該比金星還要年青，以女妻牛詮，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雖然有" 好施尚義" 的性格，但他並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樣明了的事實。你看，紅娘子那樣愛他，" 強委身焉" 了，而他終竟脫逃了，不是他在初還不肯甘心放下他舉人公子的身份的證據嗎？他在指斥官吏，責罵豪家，要求縣令暫停徵比，開倉賑饑，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璡上書搜括助餉的主張要溫和得多。崇禎御宇已經十三年了，天天都說在勵精圖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樣糊塗的縣令，那樣糊塗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認真在" 公忠體國" 的好人和無數殘喘僅存的飢民都逼成了" 匪賊".這還不夠說明崇禎究竟是怎樣勵精圖治的嗎？這不過是整個明末社會的一個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統治之當得顛覆，崇禎帝實在不能說毫無責任。
但李岩終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夥，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這兒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既有大批飢餓農民參加了，作風自然不能不改變，但也有點所謂雲龍風虎的作用在裡面，是不能否認的。當時的" 流寇" 領袖並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張獻忠、羅汝才之流，而卻歸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闖小史》託辭於李岩所說的" 今闖王強盛，現在本省鄰府" 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敘有一段《李岩歸自成》時的對話，雖然有點象舊戲中的科白，想亦不盡子虛。
"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
岩曰：' 久欽帳下宏猷，岩恨謁見之晚。' 自成曰：' 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將軍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願效前驅。' 自成曰：' 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 遂相得甚歡。" 二李相見，寫得大有英雄識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雖然在辭句間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飾，而兩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並非暗投，在自成卻真乃如魚得水，倒也並非違背事實。在李岩入夥之後，接著便有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顧君恩等的參加，這幾位都是闖王部下的要角。從此設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劃自不會都出於李岩，但，李岩總不失為一個觸媒，一個引線，一個黃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記《李岩勸自成假行仁義》，比《明史》及其他更為詳細。
" 自成既定偽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
李岩進日：' 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飢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征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 自成悉從之。
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 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 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又云：' 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 時比年飢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書也，故人呼岩為' 李公子'." 巡撫尚書李精白，其名見《明史。崔呈秀傳》，乃崇禎初年所定逆案中" 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 交結" 的詳細情形不明。明末門戶之見甚深，而崇禎自己也就
是自立門戶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們的心腹爪牙固然是應該的，但政治不從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羅致內外臣工數百人而盡納諸" 逆" 中，而自己卻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龕記》中即因父屬" 逆案" 乃更蒙曲筆，這誅戮可謂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與自成合夥，可注意的是；他雖然是舉人，而所任的卻是武職。他被任為" 制將軍".史家說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確是事實。他究竟立過些什麼軍功，打過些什麼得意的硬戰，史籍上沒有記載。但他對於宣傳工作做得特別高妙，把軍事與人民打成了一片，卻是有筆共書的。自十三年以後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間雖然也有過幾次大戰，如圍開封、破潼關幾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風靡".可知李岩的收攬民意，瓦解官兵的宣傳，千真萬確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過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後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視。牛本李岩所薦引，被拜為" 大祐閣大學士" ，官居丞相之職，金星所薦引的宋獻策被倚為" 開國大軍師" ，又所薦引的劉宗敏任一品的權將軍，而李岩的制將軍，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據《北略》，《甲申傳信錄》則謂" 二品為副權將軍，三品為制將軍，四品為果毅將軍" 云云。）看這待遇顯然是有親有疏的。
關於劉宗敏的來歷有種種說法，據上引《北略》認為是牛金星的" 故知"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薦，並以為山西人（見卷二十三《宋獻策及眾賊歸自成》條下）。《甲申傳信錄》則謂" 攻荊楚，得偽將劉宗敏" （見《疆場裹革李闖糾眾》條下）。而《明史。李自成傳》卻以為："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 ，其歸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圍於巴西魚腹山中時，二人曾共患難，竟至殺妻相從。
但《明史》恐怕是錯誤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條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於鄉里。後隨眾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 以劉宗敏為鍛工，恐怕就是由於有這位" 鐵冶劉敏政" 而致誤（假如《北略》不是訛字）。因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既崇，兵權最重，由入京以後事蹟看來，自成對於他的依賴是不亞於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為首，武臣以劉宗敏為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終競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既百發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戰術。《明史》稱讚他" 善攻" ，當然不會是阿諛了。他的軍法也很嚴。例如：" 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
軍止，即出校騎射。日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 甚至" 馬騰入田苗者斬之" （《明史。李自成傳》）。真可以說是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書上也說："軍令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碟，或割掌，或割勢" （《甲申傳信》），嚴格的程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夠身體力行。他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樸素。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 氈笠縹衣，乘烏駁馬" （《李自成傳》）；在京殿上朝見百官的時候，" 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革翁］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領兵去抵禦吳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是" 絨帽藍布
箭衣" （《甲申傳信錄》）；而在他已經稱帝，退出北京的時候，" 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 （《北略》）。這雖然僅是四十天以內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觀上的變化儘管是怎樣劇烈，而他的服裝卻絲毫也沒有變化。史稱他" 與其下共甘苦" ，可見也並不是不實在的情形。最有趣的當他在崇禎九年還沒有十分得勢的時候，" 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 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 （《李自成傳》）。十六年佔領了西安，他自己還是" 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 （同上）。這作風也實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夠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歸附，可見也決不是偶然的了。
在這樣的人物和作風之下，勢力自然會日見增加，而實現到天下無敵的地步。在十四、十五兩年間把河南、湖北幾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後，自成聽從了顧君恩的劃策，進窺關中，終於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關，使孫傳庭陣亡了。轉瞬之間，全陝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歷史來看，經歷了十六七年才達到這最後的階段，要說難也未嘗不是難。但在達到這最後階段的突變上，有類於河堤決裂，系由積年累月的浸漸而潰迸，要說容易也實在顯得太容易了。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裡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 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 （《甲申傳信錄》）了。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二十《吳三桂請兵始末》）；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於把吳三桂遍反了的，卻也就是這位劉將軍。這關係實在是並非淺鮮。
在過分的勝利陶醉當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這其中的一個。《剿闖小史》是比較同情李岩的，對於李岩的動靜時有敘述。" 賊將二十餘人皆領兵在京，橫行慘虐。
惟制將軍李岩、弘將軍李牟兄弟二人，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俱屯紮城外，只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並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起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收斂。岩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撫。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 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實吧。最要緊的是他曾諫自成四事，《小史》敘述到，《北略》也有記載，內容大抵相同，茲錄從《北略》。
" 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茸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鎮（原作' 各鎮' ，據《小史》改，下同）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 知道了' ，井不行。" 後兩項似乎特別重要；一是嚴肅軍紀的問題，一是用政略解決吳三桂的問題。他上書的旨趣似乎是針對著劉宗敏的態度而說。劉非刑官，而他的追贓也有些不分青紅皂白，雖然為整頓軍紀——" 殺人無虛日" ，而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別是他綁吳襄而追求陳圓圓，拷掠酷甚的章法，實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後來失敗的大漏洞也就發生在這兒，足見李岩的見識究竟是有些過人的地方的。
《剿闖小史》還載有李岩入京後的幾段逸事，具體地表現他的和牛、劉輩的作風確實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護懿安太后的事。
" 張太后，河南人。聞先帝已崩，將自縊，賊眾已入。偽將軍李岩亦河南人，入宮見之，知是太后，戒眾不得侵犯。
隨差賊兵同老宮人以肩輿送歸其母家。至是，又縊死。" 這張太后據《明史。後傳》，是河南祥符縣人，他是天啟帝的皇后，崇禎帝的皇嫂，所謂懿安後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 嚴正" 的性格，與魏忠賢和客氏對立，崇禎得承大統也是出於她的力量。此外賀宿有《懿安後事略》，又紀昀有《明懿安皇后外傳》。目前手中無書，無從引證。
第二件是派兵護衛劉理順的事：" 中允劉理順，賊差令箭傳覓，閉門不應，具酒題詩。
妻妾闔門殉節。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十人踵其門。
曰：' 此吾河南杞縣紳也，居鄉極善，裡人無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將令正來護衛，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矣。' 乃下馬羅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劉理順傳》載其生平事蹟甚詳，晚年中狀元（崇禎七年），死時年六十三歲。亦載李岩派兵護衛事，《明史。劉理順傳》（《列傳》一五四）則僅言" 群盜多中州人，人唁曰：' 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 羅拜號泣而去。" 李岩護衛的一節卻被抹殺了。這正是所謂" 史筆" ，假使讓" 盜" 或" 賊" 附驥尾而名益顯的時候，豈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孝廉兒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然。值賊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鬱鬱成疾。及城陷駕崩，聞姻家周某以寶物賄王旗鼓求選偽職，孝廉遂憤悶而死。其子以窮不能殯殮，泣告於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親事。賊將制將軍李岩緝知，縛周某於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這樣的事是不會上正史的，然毫無疑問決不會是虛構。
看來李岩也是在" 拷打" 人，但他所" 拷打" 的是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斂錢為目的。
他和軍師宋獻策的見解比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兩人品評明政和佛教的話極有意思，足以考見他們兩人的思想。同樣的話亦為《北略》所收錄，但文字多奪佚，不及《小史》完整。今從《小史》摘錄："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岩私步長安門外，見先帝樞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過。
岩謂宋曰：' 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 宋日：' 波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 岩曰：' 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 宋日：'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日：" 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 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 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循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幸位，而野無遺賢矣。' 岩曰：' 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欽？' 宋曰：' 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於其術，乃至學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為藏奸納叛之藪。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風，莫此為甚！若說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退敵？若雲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游民矣。' 岩大以為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 當牛金星和宋企郊輩正在大考舉人的時候，而宋獻策、李岩兩人卻在反對制科。這些議論是不是稗官小說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為假托，而作者托之於獻策與李岩，至少在兩人的行事和主張上應該多少有些根據。宋獻策這位策士雖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畫化了，說他像猴子，又說他像鬼。——" 宋獻策面如猿猴" ，" 宋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 ，俱見《北略》。通天文，解圖讖，寫得頗有點神出鬼沒，但其實這人是很有點道理的。《甲申傳信錄》載有下列事項：" 甲申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獻策奏。……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 接著在初九日又載：" 是時闖就宗敏署議事，見偽署中三院，每夾百餘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號者，慘不可狀。因問宗敏，凡追銀若干？宗敏以數對。闖日；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輩夾久，宜酌量放之。敏
諾。次日諸將系者不論輸銀多寡，盡釋之。" 據這事看來，宋獻策明明是看不慣牛金星、劉宗敏諸人的行動，故而一方面私作譏評，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為進言的方便。他的作為陰陽家的姿態出現，怕也只是一種煙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於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寬大。在未入北京前，諸王歸順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後，帝與後也得到禮殯，太子和永、定二王也並未遭殺戮。當他入宮時，看見長會主被崇禎砍得半死，悶倒在地，還曾嘆息說道：" 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理" （《甲申傳信錄》）。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改採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北略》卷二十載："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眾共謀之。" 這確是很重要的一項史料。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
象吳三桂那樣標準的機會主義者，在初對於自成本有歸順之心，只是尚在躊躇觀望而已。這差不多是為一般的史家所公認的事。假使李岩的諫言被採納，先給其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於" 為紅顏" 而" 衝冠一怒".即使對於吳三桂要不客氣，象劉宗敏那樣的一等大將應該親領人馬去鎮守山海關，以防三桂的叛變和清朝的侵襲，而把追贓的事讓給刑官去幹也盡可以勝任了。然而事實卻恰得其反。防山海關的只有幾千人，龐大的人馬都在京城裡享樂。起初派去和吳三桂接觸的是降將唐通，更不免有點類似兒戲。就這樣在京城裡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並誘引清兵入關之後，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 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 （《甲申傳信錄》），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敗歸，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後面卻被吳三桂緊緊的追著，一敗於定州，再敗於真定，損兵折將，連自成自己也帶了箭傷。在這時河南州縣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復了，而悲劇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劇的時候。
" 李岩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諾將議，岩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 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賊眾俱解體。" （《明史。李自成傳》）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闖小史》都同樣敘述到這件事。唯後二種言李岩與李牟兄弟二人同時被殺，而在二李被殺之後，還說到宋獻策和劉宗敏的反應。
" 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 彼（指牛）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 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現出了" 解體" 的形勢。李岩與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願涉及。獻策與宗敏，據《李自成傳入後為清兵所擒，遭了殺戮。自成雖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關失守，於是又恢復了從前" 流寇" 的姿態，竄入河南湖北，為清兵所窮追，竟於九月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死時年僅三十九歲（一六零六——一六四五）。餘部歸降何騰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隊伍。牛金星不知所終。
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願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
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脫稿
（附識）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專門寫一社論，對我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尷尬相是很可憫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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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煬灶"是說人君受矇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煬火遮蔽灶門，則餘人不得煬，亦無由見火光。出處見《韓非於•難四》及《戰國策•趙策》。--作者注
②手實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於歲暮自陳其田產以定租額。來神宗時呂惠卿亦行此法，甚為豪紳地主等所反對。--作者注
③巴寡婦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為築女懷清台。見《史記•貨殖列傳》。--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漢武帝有事於匈奴，卜式輸助軍餉，武帝曾獎勵之。事見《史記•平準書》。--作者注
⑤"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兒"或"十八子"切李字。"兌"在八卦方位圖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於陝西，陝西地處西北，當於乾位，故言"兌上坐"。又"乾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說文社於一九四四年出版此書，封面的書名為《李闖王》。按：《剿闖小史》其書，名稱不一，據今見到的說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為《李闖王》；張繼《敘》卻標名為《李闖賊史》；無競氏《敘》又標名為《剿闖小史》；各卷標名也不一致，第一捲至五卷為《剿闖小史》，第六捲至十捲為《馘闖小
史》。
據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歷史編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庾荷芝掃瞄
錄入者按：很多人都聽說過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而未讀，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曾向全黨推薦此文，今天再讀仍有教育意義，故在此向大家推薦閱讀。（請參考文化大革命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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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
現、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原名開貞，筆名郭鼎堂、麥克昂等。四川樂山人。在中小學期間，廣泛閱讀了中外文學作品，參加反帝愛國運動。1914年初到日本學醫，接觸到泰戈爾、海涅、歌德、斯賓諾莎等人的著作，傾向於泛神論思想。
由於五四運動的衝擊，郭沫若懷著改造社會和振興民族的熱情，從事文學活動，於1919年開始發表新詩和小說。1920年出版了與田漢、宗白華通信合集《三葉集》。1921年出版的詩集《女神》，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同年夏，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發起組織創造社。1923年大學畢業後棄醫回國到上海，編輯《創造週報》等刊物。
1924年，通過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較系統地瞭解了馬克思主義。1926年任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文科學長。7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此後又參加了南昌起義，1929年初參與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其間寫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說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滿主觀抒情的個性色彩。還出版有詩集《星空》、《瓶》、《前茅》、《恢復》，並寫有歷史劇、歷史小說、文學論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達10年，其間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字學，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績卓著，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隻身潛回祖國，籌辦《救亡日報》，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有關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其間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顯示浪漫主義特色的歷史劇，這是他創作的又一重大成就。這些劇作借古喻今，緊密配合了現實的鬥爭。1944年，寫了《甲申三百年祭》，總結了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抗戰勝利後，在生命不斷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堅持反對獨裁和內戰。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曾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以主要精力從事政治社會活動和文化的組織領導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對外友好與交流等事業。同時，繼續進行文藝創作，著有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詩集《新華頌》、《百花齊放》、《駱駝集》，文藝論著《讀（隨園詩話）札記》，《李白與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寫下了詩歌、散文、小說、歷史劇、傳記文學、評論等大量著作，另有許多史論、考古論文和譯作，對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著作結集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編《郭沫若全集》分文學（20卷）、歷史、考古三編， 1982年起陸續出版發行。許多作品已被譯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種文字。
郭沫若作品集
郭沫若
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週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週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一十八年。台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裡面。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
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裡面也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①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不用說也就是" 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的雅化了。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 當機獨斷" ，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 （《流賊傳》）。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在這上面更加以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飢疏》，把當時陝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 （見《明季北略》卷五）
這的確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很扼要地說明了明末的所謂" 流寇" 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了的。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麼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又說得多麼的痛切呀："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過他認可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於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為什麼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②。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③，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④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 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璡，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 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 書" 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 富者兼併小民" ，而" 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 切責"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 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 天下" 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 命
" 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保存，直到現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 助餉" 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 寇亂" 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而已。看崇禎" 切責士升" ，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於採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譽" 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余，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像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
所謂" 流寇" ，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 都是鋌而走險的飢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當李、張已經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 今闖、獻併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於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傳》竟把它的要點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佔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 ，其實已經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 收拾".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他。他在初發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樣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
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治。
這一個轉機也是由於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於梓潼之後，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於商洛山中。在這時張獻忠已投降於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覆舊態，自成趕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是十三年的事。在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後，又來一次蝗旱，鬧到"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 （《烈皇小識》）。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穀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並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穀，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 斛谷萬錢，飢民從自成者數萬" （《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 流寇" 首領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變固由於多數飢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於一位" 杞縣舉人李信" 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夥的事蹟摘錄在下邊。
"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 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飢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
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悅。
岩因說曰；'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岩、自成也。雜呼曰：' 李公子活我'.岩復造謠詞曰：' 迎闖王，不納糧' ，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 這節文字敘述在十三年與十四年之間，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約認為李、牛、宋之歸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見解，此書或許即為《明史》所本。
" 當是時（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飢民多從自成。舉人李信、牛金星皆歸焉。金星薦卜者宋獻策陳圖讖言' 十八子當主神器'.李信因說自成曰：'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悅，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宋的歸自成其實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識》和《明季北略》，敘述得較為詳細。《烈皇小識》是這樣敘述著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留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 ⑤。
自成大喜，奉為軍師。" 《明季北略》敘述得更詳細，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條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岩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岩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
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一雲浙人，精於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眾矣。" 牛、宋歸自成之年月與《烈皇小識》所述同，宋出牛薦，牛出李薦，則李之入夥自當在宋之前。惟關於李岩入夥，《北略》敘在崇禎十年，未免為時過早。
" 李岩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進士。世稱岩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
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進白，切宋暫休征比，設法賑給。宋令曰：' 楊閣部（按指兵部楊嗣昌）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於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匾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岩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於聞之，遂糾眾數十人嘩於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岩，即發牒傳諭：' 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系亂民，嚴拿究罪。' 飢民擊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議。岩曰：' 速諭暫免徵催，並勸富寶
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眾曰：' 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 宋聞之而懼，謂若發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 舉人李岩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准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李岩下獄。
百姓共怒曰：' 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縣殺宋，劫岩出獄。重犯具釋，倉庫一空。岩謂眾曰：' 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 眾從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隨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數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勸假行仁義，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復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眾，自成兵勢益強。岩遣黨偽為商賈，廣佈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帥，不殺不掠，又不納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 李公子亂'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為李岩也。故詳志之。" 這是卷十三《李岩歸自成》條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禎十年事，在作者的計六奇自以李岩之歸自成是在這一年了。但既有" 頻年旱飢" ，與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稱" 楊閣部飛檄雨下" 亦當在楊嗣昌於十二年十月" 督師討賊" 以後。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勸賑歌》條下云："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齧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
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塵飛炊煙絕，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勛大，德厚流光裕子孫'"看這開首一句" 年來蝗旱苦頻仍" ，便已經充分地表現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於十年，接著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並發。八年以前，河南並無蝗旱的記載。因此所謂" 崇禎八年" 斷然是錯誤，據我揣想，大約是" 庚辰年" 的蠢蝕壞字，由抄者以意補成的吧。勸宋令勸賑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獄自在其後，被紅娘子和飢民的劫救，更進而與自成合夥，自當得在十月左右了。同書卷十六《李自成敗而復振》條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寧陷之。殺萬安王朱
［钅輕］（應為朱采［钅輕］），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眾至數十萬。李岩為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謀主，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無疑早就是同情於" 流寇" 的人，我們單從這《勸賑歌》裡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到" 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 ，而卻沒有說到當時的" 寇賊" 怎樣怎樣。他這歌是拿去" 各家勸勉" 的。受了罵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報他" 圖謀不軌" ，一定也是曾經把這歌拿去做了供狀的。
紅娘子的一段插話最為動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無考見。最近得見一種《剿闖小史》，是乾隆年間的抄本，不久將由說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種演義式的小說，共十捲，一開始便寫《李公子民變聚眾》，最後是寫到《吳平西孤忠受封拜》為止的。作者對於李岩也頗表同情，所敘事蹟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據我看來還是《北略》抄襲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說，不一定全據事實，但如紅娘子的故事是極好的小說材料，而《小史》中也沒有提到。《明史》自必確有根據，可惜目前書少，無從查考出別的資料。
其次乾隆年間董恆岩所寫的《芝龕記》，以秦良玉和沈雲英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處理著李、牛奔自成的故事。這位作者卻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為丑角，紅娘子作為彩旦，李岩的" 出粟賑饑" ，被解釋為" 勉作散財之舉，聊博好義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誣衊的事，由私家的曲筆，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據也只是《李自成傳》，把牛、李入夥寫在一起。又寫牛金星攜女同逃，此女後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謅。牛金星歸自成時，有他兒子生員牛詮同行，倒是事實，可見作者是連《甲申傳信錄》都沒有參考過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蓋自成當時年僅三十四歲，應該比金星還要年青，以女妻牛詮，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雖然有" 好施尚義" 的性格，但他並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樣明了的事實。你看，紅娘子那樣愛他，" 強委身焉" 了，而他終竟脫逃了，不是他在初還不肯甘心放下他舉人公子的身份的證據嗎？他在指斥官吏，責罵豪家，要求縣令暫停徵比，開倉賑饑，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璡上書搜括助餉的主張要溫和得多。崇禎御宇已經十三年了，天天都說在勵精圖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樣糊塗的縣令，那樣糊塗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認真在" 公忠體國" 的好人和無數殘喘僅存的飢民都逼成了" 匪賊".這還不夠說明崇禎究竟是怎樣勵精圖治的嗎？這不過是整個明末社會的一個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統治之當得顛覆，崇禎帝實在不能說毫無責任。
但李岩終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夥，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這兒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既有大批飢餓農民參加了，作風自然不能不改變，但也有點所謂雲龍風虎的作用在裡面，是不能否認的。當時的" 流寇" 領袖並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張獻忠、羅汝才之流，而卻歸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闖小史》託辭於李岩所說的" 今闖王強盛，現在本省鄰府" 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敘有一段《李岩歸自成》時的對話，雖然有點象舊戲中的科白，想亦不盡子虛。
"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
岩曰：' 久欽帳下宏猷，岩恨謁見之晚。' 自成曰：' 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將軍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願效前驅。' 自成曰：' 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 遂相得甚歡。" 二李相見，寫得大有英雄識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雖然在辭句間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飾，而兩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並非暗投，在自成卻真乃如魚得水，倒也並非違背事實。在李岩入夥之後，接著便有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顧君恩等的參加，這幾位都是闖王部下的要角。從此設官分治，守土不流，氣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劃自不會都出於李岩，但，李岩總不失為一個觸媒，一個引線，一個黃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記《李岩勸自成假行仁義》，比《明史》及其他更為詳細。
" 自成既定偽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
李岩進日：' 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飢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征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 自成悉從之。
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 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 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又云：' 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 時比年飢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書也，故人呼岩為' 李公子'." 巡撫尚書李精白，其名見《明史。崔呈秀傳》，乃崇禎初年所定逆案中" 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 交結" 的詳細情形不明。明末門戶之見甚深，而崇禎自己也就
是自立門戶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們的心腹爪牙固然是應該的，但政治不從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羅致內外臣工數百人而盡納諸" 逆" 中，而自己卻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龕記》中即因父屬" 逆案" 乃更蒙曲筆，這誅戮可謂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與自成合夥，可注意的是；他雖然是舉人，而所任的卻是武職。他被任為" 制將軍".史家說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確是事實。他究竟立過些什麼軍功，打過些什麼得意的硬戰，史籍上沒有記載。但他對於宣傳工作做得特別高妙，把軍事與人民打成了一片，卻是有筆共書的。自十三年以後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間雖然也有過幾次大戰，如圍開封、破潼關幾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風靡".可知李岩的收攬民意，瓦解官兵的宣傳，千真萬確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過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後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視。牛本李岩所薦引，被拜為" 大祐閣大學士" ，官居丞相之職，金星所薦引的宋獻策被倚為" 開國大軍師" ，又所薦引的劉宗敏任一品的權將軍，而李岩的制將軍，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據《北略》，《甲申傳信錄》則謂" 二品為副權將軍，三品為制將軍，四品為果毅將軍" 云云。）看這待遇顯然是有親有疏的。
關於劉宗敏的來歷有種種說法，據上引《北略》認為是牛金星的" 故知"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薦，並以為山西人（見卷二十三《宋獻策及眾賊歸自成》條下）。《甲申傳信錄》則謂" 攻荊楚，得偽將劉宗敏" （見《疆場裹革李闖糾眾》條下）。而《明史。李自成傳》卻以為："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 ，其歸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圍於巴西魚腹山中時，二人曾共患難，竟至殺妻相從。
但《明史》恐怕是錯誤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條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於鄉里。後隨眾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 以劉宗敏為鍛工，恐怕就是由於有這位" 鐵冶劉敏政" 而致誤（假如《北略》不是訛字）。因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既崇，兵權最重，由入京以後事蹟看來，自成對於他的依賴是不亞於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為首，武臣以劉宗敏為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終競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既百發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戰術。《明史》稱讚他" 善攻" ，當然不會是阿諛了。他的軍法也很嚴。例如：" 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
軍止，即出校騎射。日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 甚至" 馬騰入田苗者斬之" （《明史。李自成傳》）。真可以說是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書上也說："軍令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碟，或割掌，或割勢" （《甲申傳信》），嚴格的程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夠身體力行。他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樸素。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 氈笠縹衣，乘烏駁馬" （《李自成傳》）；在京殿上朝見百官的時候，" 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革翁］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領兵去抵禦吳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是" 絨帽藍布
箭衣" （《甲申傳信錄》）；而在他已經稱帝，退出北京的時候，" 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 （《北略》）。這雖然僅是四十天以內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觀上的變化儘管是怎樣劇烈，而他的服裝卻絲毫也沒有變化。史稱他" 與其下共甘苦" ，可見也並不是不實在的情形。最有趣的當他在崇禎九年還沒有十分得勢的時候，" 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 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 （《李自成傳》）。十六年佔領了西安，他自己還是" 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 （同上）。這作風也實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夠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歸附，可見也決不是偶然的了。
在這樣的人物和作風之下，勢力自然會日見增加，而實現到天下無敵的地步。在十四、十五兩年間把河南、湖北幾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後，自成聽從了顧君恩的劃策，進窺關中，終於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關，使孫傳庭陣亡了。轉瞬之間，全陝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歷史來看，經歷了十六七年才達到這最後的階段，要說難也未嘗不是難。但在達到這最後階段的突變上，有類於河堤決裂，系由積年累月的浸漸而潰迸，要說容易也實在顯得太容易了。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裡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 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 （《甲申傳信錄》）了。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二十《吳三桂請兵始末》）；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於把吳三桂遍反了的，卻也就是這位劉將軍。這關係實在是並非淺鮮。
在過分的勝利陶醉當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這其中的一個。《剿闖小史》是比較同情李岩的，對於李岩的動靜時有敘述。" 賊將二十餘人皆領兵在京，橫行慘虐。
惟制將軍李岩、弘將軍李牟兄弟二人，不喜聲色。部下兵馬三千，俱屯紮城外，只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並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起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李將軍名，便稍收斂。岩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撫。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 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實吧。最要緊的是他曾諫自成四事，《小史》敘述到，《北略》也有記載，內容大抵相同，茲錄從《北略》。
" 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茸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鎮（原作' 各鎮' ，據《小史》改，下同）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 知道了' ，井不行。" 後兩項似乎特別重要；一是嚴肅軍紀的問題，一是用政略解決吳三桂的問題。他上書的旨趣似乎是針對著劉宗敏的態度而說。劉非刑官，而他的追贓也有些不分青紅皂白，雖然為整頓軍紀——" 殺人無虛日" ，而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別是他綁吳襄而追求陳圓圓，拷掠酷甚的章法，實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後來失敗的大漏洞也就發生在這兒，足見李岩的見識究竟是有些過人的地方的。
《剿闖小史》還載有李岩入京後的幾段逸事，具體地表現他的和牛、劉輩的作風確實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護懿安太后的事。
" 張太后，河南人。聞先帝已崩，將自縊，賊眾已入。偽將軍李岩亦河南人，入宮見之，知是太后，戒眾不得侵犯。
隨差賊兵同老宮人以肩輿送歸其母家。至是，又縊死。" 這張太后據《明史。後傳》，是河南祥符縣人，他是天啟帝的皇后，崇禎帝的皇嫂，所謂懿安後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 嚴正" 的性格，與魏忠賢和客氏對立，崇禎得承大統也是出於她的力量。此外賀宿有《懿安後事略》，又紀昀有《明懿安皇后外傳》。目前手中無書，無從引證。
第二件是派兵護衛劉理順的事：" 中允劉理順，賊差令箭傳覓，閉門不應，具酒題詩。
妻妾闔門殉節。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十人踵其門。
曰：' 此吾河南杞縣紳也，居鄉極善，裡人無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將令正來護衛，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矣。' 乃下馬羅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劉理順傳》載其生平事蹟甚詳，晚年中狀元（崇禎七年），死時年六十三歲。亦載李岩派兵護衛事，《明史。劉理順傳》（《列傳》一五四）則僅言" 群盜多中州人，人唁曰：' 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 羅拜號泣而去。" 李岩護衛的一節卻被抹殺了。這正是所謂" 史筆" ，假使讓" 盜" 或" 賊" 附驥尾而名益顯的時候，豈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孝廉兒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然。值賊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鬱鬱成疾。及城陷駕崩，聞姻家周某以寶物賄王旗鼓求選偽職，孝廉遂憤悶而死。其子以窮不能殯殮，泣告於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親事。賊將制將軍李岩緝知，縛周某於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這樣的事是不會上正史的，然毫無疑問決不會是虛構。
看來李岩也是在" 拷打" 人，但他所" 拷打" 的是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斂錢為目的。
他和軍師宋獻策的見解比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兩人品評明政和佛教的話極有意思，足以考見他們兩人的思想。同樣的話亦為《北略》所收錄，但文字多奪佚，不及《小史》完整。今從《小史》摘錄："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岩私步長安門外，見先帝樞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過。
岩謂宋曰：' 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 宋日：' 波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 岩曰：' 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 宋日：'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日：" 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 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 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循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幸位，而野無遺賢矣。' 岩曰：' 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欽？' 宋曰：' 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於其術，乃至學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為藏奸納叛之藪。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風，莫此為甚！若說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退敵？若雲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游民矣。' 岩大以為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 當牛金星和宋企郊輩正在大考舉人的時候，而宋獻策、李岩兩人卻在反對制科。這些議論是不是稗官小說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為假托，而作者托之於獻策與李岩，至少在兩人的行事和主張上應該多少有些根據。宋獻策這位策士雖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畫化了，說他像猴子，又說他像鬼。——" 宋獻策面如猿猴" ，" 宋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為宋孩兒" ，俱見《北略》。通天文，解圖讖，寫得頗有點神出鬼沒，但其實這人是很有點道理的。《甲申傳信錄》載有下列事項：" 甲申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獻策奏。……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 接著在初九日又載：" 是時闖就宗敏署議事，見偽署中三院，每夾百餘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號者，慘不可狀。因問宗敏，凡追銀若干？宗敏以數對。闖日；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輩夾久，宜酌量放之。敏
諾。次日諸將系者不論輸銀多寡，盡釋之。" 據這事看來，宋獻策明明是看不慣牛金星、劉宗敏諸人的行動，故而一方面私作譏評，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為進言的方便。他的作為陰陽家的姿態出現，怕也只是一種煙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於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寬大。在未入北京前，諸王歸順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後，帝與後也得到禮殯，太子和永、定二王也並未遭殺戮。當他入宮時，看見長會主被崇禎砍得半死，悶倒在地，還曾嘆息說道：" 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理" （《甲申傳信錄》）。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改採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北略》卷二十載："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眾共謀之。" 這確是很重要的一項史料。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
象吳三桂那樣標準的機會主義者，在初對於自成本有歸順之心，只是尚在躊躇觀望而已。這差不多是為一般的史家所公認的事。假使李岩的諫言被採納，先給其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於" 為紅顏" 而" 衝冠一怒".即使對於吳三桂要不客氣，象劉宗敏那樣的一等大將應該親領人馬去鎮守山海關，以防三桂的叛變和清朝的侵襲，而把追贓的事讓給刑官去幹也盡可以勝任了。然而事實卻恰得其反。防山海關的只有幾千人，龐大的人馬都在京城裡享樂。起初派去和吳三桂接觸的是降將唐通，更不免有點類似兒戲。就這樣在京城裡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並誘引清兵入關之後，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 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 （《甲申傳信錄》），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敗歸，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後面卻被吳三桂緊緊的追著，一敗於定州，再敗於真定，損兵折將，連自成自己也帶了箭傷。在這時河南州縣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復了，而悲劇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劇的時候。
" 李岩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諾將議，岩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 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賊眾俱解體。" （《明史。李自成傳》）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闖小史》都同樣敘述到這件事。唯後二種言李岩與李牟兄弟二人同時被殺，而在二李被殺之後，還說到宋獻策和劉宗敏的反應。
" 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 彼（指牛）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 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現出了" 解體" 的形勢。李岩與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願涉及。獻策與宗敏，據《李自成傳入後為清兵所擒，遭了殺戮。自成雖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關失守，於是又恢復了從前" 流寇" 的姿態，竄入河南湖北，為清兵所窮追，竟於九月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死時年僅三十九歲（一六零六——一六四五）。餘部歸降何騰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隊伍。牛金星不知所終。
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願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
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脫稿
（附識）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專門寫一社論，對我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尷尬相是很可憫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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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煬灶"是說人君受矇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煬火遮蔽灶門，則餘人不得煬，亦無由見火光。出處見《韓非於•難四》及《戰國策•趙策》。--作者注
②手實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於歲暮自陳其田產以定租額。來神宗時呂惠卿亦行此法，甚為豪紳地主等所反對。--作者注
③巴寡婦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為築女懷清台。見《史記•貨殖列傳》。--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漢武帝有事於匈奴，卜式輸助軍餉，武帝曾獎勵之。事見《史記•平準書》。--作者注
⑤"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兒"或"十八子"切李字。"兌"在八卦方位圖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於陝西，陝西地處西北，當於乾位，故言"兌上坐"。又"乾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說文社於一九四四年出版此書，封面的書名為《李闖王》。按：《剿闖小史》其書，名稱不一，據今見到的說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為《李闖王》；張繼《敘》卻標名為《李闖賊史》；無競氏《敘》又標名為《剿闖小史》；各卷標名也不一致，第一捲至五卷為《剿闖小史》，第六捲至十捲為《馘闖小
史》。
據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歷史編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庾荷芝掃瞄
錄入者按：很多人都聽說過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而未讀，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曾向全黨推薦此文，今天再讀仍有教育意義，故在此向大家推薦閱讀。（請參考文化大革命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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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
現、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原名開貞，筆名郭鼎堂、麥克昂等。四川樂山人。在中小學期間，廣泛閱讀了中外文學作品，參加反帝愛國運動。1914年初到日本學醫，接觸到泰戈爾、海涅、歌德、斯賓諾莎等人的著作，傾向於泛神論思想。
由於五四運動的衝擊，郭沫若懷著改造社會和振興民族的熱情，從事文學活動，於1919年開始發表新詩和小說。1920年出版了與田漢、宗白華通信合集《三葉集》。1921年出版的詩集《女神》，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同年夏，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發起組織創造社。1923年大學畢業後棄醫回國到上海，編輯《創造週報》等刊物。
1924年，通過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較系統地瞭解了馬克思主義。1926年任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文科學長。7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此後又參加了南昌起義，1929年初參與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其間寫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說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滿主觀抒情的個性色彩。還出版有詩集《星空》、《瓶》、《前茅》、《恢復》，並寫有歷史劇、歷史小說、文學論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達10年，其間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字學，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績卓著，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隻身潛回祖國，籌辦《救亡日報》，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有關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其間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顯示浪漫主義特色的歷史劇，這是他創作的又一重大成就。這些劇作借古喻今，緊密配合了現實的鬥爭。1944年，寫了《甲申三百年祭》，總結了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抗戰勝利後，在生命不斷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堅持反對獨裁和內戰。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曾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以主要精力從事政治社會活動和文化的組織領導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對外友好與交流等事業。同時，繼續進行文藝創作，著有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詩集《新華頌》、《百花齊放》、《駱駝集》，文藝論著《讀（隨園詩話）札記》，《李白與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寫下了詩歌、散文、小說、歷史劇、傳記文學、評論等大量著作，另有許多史論、考古論文和譯作，對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著作結集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編《郭沫若全集》分文學（20卷）、歷史、考古三編， 1982年起陸續出版發行。許多作品已被譯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種文字。
郭沫若作品集
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江春男．〈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江春男．〈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20090702／壹週刊】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20090702／壹週刊】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轉載：誰？殺了盧武鉉 －朱立熙
誰？殺了盧武鉉
作者：朱立熙
日期：2009-06-11
很少有一個國家的政局像南韓這樣充滿爆炸性，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殺身亡就是個例子。他用自殺來向國人謝罪，為他的背信付出生命的代價。同時，他也藉此向李明博政府表達嚴重的抗議。
盧武鉉自殺，衝擊之大不遜於一場軍事政變，等於是盧武鉉代表南韓進步勢力對李明博的保守陣營的正面攻擊，進步勢力陣營雖然錯愕與不捨，但是盧武鉉的死，卻有凝聚力量、重整旗鼓之效，未來南韓朝野版圖如何重整，也值得觀察。
盧自殺死諫 李明博錯愕
當然，受到最直接的衝擊，首先就是李明博總統，他被質疑對前朝的政治報復，導致盧武鉉以自殺來死諫，李明博知道盧武鉉把球丟還給他，以致在第一時間驚愕到說不出話來。
其次，就是替李明博執行司法追殺的南韓檢調當局，他們在盧武鉉死亡後，立即停止對盧案的調查，很明顯是「心虛」的表現；南韓的司法不改「為政治服務」的本色，從軍人獨裁政權時代就被譏為「政治的侍女」。
第三，則屬反動的惡質主流媒體「朝、中、東」（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他們與檢調聯手與唱和，對盧武鉉的抹黑、醜化與惡意抵制，造成人民對盧武鉉的誤解，而使許多南韓人民因為心生愧疚而前去悼唁。
這三大權力共犯，一夕之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李明博對盧武鉉的政治追殺，最大的失算，在於他仍沿襲威權時代的整肅手段，而且在聲望已跌落到21%之際，仍誤以為自己是當選之初的支持率，繼續以「全民總統」之姿睥睨天下而錯估形勢。
盧終結三金 反財閥壟斷
盧武鉉在下台後，聲望反而因為李明博的失政與經濟的凋敝而大幅攀升，他至少擁有南韓一半以上人口的支持，特別是當年選他的四十歲以下的網路世代，這些年輕族群未來的動向，必然會讓李明博如芒刺在背，迫使他必須步步為營，否則難保他的保守政權不會陰溝裡翻船。
盧武鉉在政壇的發跡，始自於天主教釜山教區宋基寅神父的提拔。他與人權鬥士宋神父結緣於為民主人士辯護的法庭。宋基寅鼓勵盧武鉉從政，而在1988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宋也為盧武鉉受洗，而成為他的教父。
2002年12月，盧武鉉挾著南韓社會求新求變的積極能動性，對進步與改革的高度期待，以及當時南韓人民「反美民族主義」的氣勢，在網路族年輕選民的狂熱支持下，展現了對選情的主導力量，而打敗勢力強大的保守陣營候選人李會昌，入主青瓦台，終結了「三金」（金鍾泌、金泳三、金大中）的「老人政治」時代。
他上任後最讓財閥企業緊張的，就是一貫「反財閥」的立場鮮明。盧武鉉擔任國會議員時，就曾主張將「財閥解體」，由政府買下財閥企業的股票分給勞工。他矢言，禁止大財閥經營與本業不相關的事業，要促進財閥集團的改革，建立更具效率與透明的管理及財務制度，逐步削弱財閥獨佔與壟斷經濟。
抵制鴨霸報 朝中東反彈
當選總統之前，他也曾放話，要把主流大報「朝、中、東」收歸國營，引起這些報紙的強烈反彈，對他展開猛烈撻伐，後來他只好改口說那是「酒後失言」，但是與主流媒體已經結下樑子。不過，他並不在乎，因為他的支持者都是網路族，依賴更大的是網路電子新聞，根本不看這些報紙。
盧武鉉非常痛恨這些既得利益又「鴨霸」到無人可以制衡的報紙，之前，他就與朝鮮日報打過官司，對這個保守反動的第一大報，誓言對抗到底，而且堅決不妥協，始終拒絕接受該報的訪問，擺明抵制到底的態度。
盧武鉉的當選對南韓而言，是一次世代之間的大戰，年輕人獲得全面勝利，老人被迫交棒退出，一個戰後世代主導的政治新局正式登場。
但是他在五年的任期當中，儘管在深化與鞏固民主，以及保障人權等方面成就斐然，也備受肯定，但是，人權律師出身的他，對勞工與弱勢族群的支持與關懷，卻讓大財閥企業與經濟既得利益勢力大為緊張，加上主流媒體對他的惡意杯葛，使他的改革一路走得非常艱辛。
尤其，大財閥企業經營的商業銀行，大舉借進低利率的短期日元資金，提供房地產業者炒作房價，從中獲得暴利，加上盧武鉉政府錯誤的不動產政策，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物價跟著騰飛，國民所得差距擴大，人民因而對他怨聲載道。經濟施政在大財閥抵制之下的束手無策，註定了盧武鉉狼狽下台的命運。
盧武鉉在上任兩年之後，在2004年二月，曾經以「違反中立，介入選舉」的莫須有罪名，遭到國會彈劾而停職兩個月的羞辱。後來執政黨在國會選舉的大勝，憲法法庭只能順應民意駁回國會的彈劾案，結束了這場荒謬的鬧劇，讓盧武鉉復行視事。
階級鬥爭 鄙視賤民總統
南韓政壇對盧武鉉的杯葛，如同大財閥等經濟既得利益勢力對他的抵制，那不僅是保守勢力的反撲，還有世代之間的鬥爭，更明顯的是，傳統主流社會根深柢固的階級觀念與派閥意識，對盧武鉉這位出身卑微的「賤民」的鄙視，他們無法認同被這樣一位賤民所統治。
南韓主流社會一向是由士大夫階層所操空，他們是產、學、官、軍、媒等共同形成的菁英集團。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尊卑意識與階級觀念，始終牢不可破，只差沒有像印度種性制度那樣鮮明地劃分階級。但是，出身賤民階層的盧武鉉即使有再高的民意支持度，他仍受到韓國的上層社會所鄙視。
這可以從保守反動的主流媒體朝鮮日報，在盧武鉉當選一個月後、還未就任前，在2003年1月16日就以「陳水扁與盧武鉉是出自同一個紅豆餅的模子嗎？」為題，比較了兩國總統的相似之處，行文之間已流露出對他的鄙視。
扁與盧 同一個模子出爐
朝鮮日報指出盧武鉉與阿扁的共通點有：一、都是出身貧窮農村的才俊；二、擔任反政府事件的辯護而投身政界；三、市長選舉失利而總統選舉當選；四、主張「新政治」得到年輕世代的支持；五、言行不夠慎重且有民粹主義傾向；六、重用學運世代而被譏為「童子軍治國」。該文一再提醒盧武鉉，必須以阿扁的教訓為「負面教材」。此外，還從各方面來比較兩人的異同：
●成長過程：
陳水扁：佃農家庭，讀書考試一路領先，大學期間即考上律師特考。
盧武鉉：家貧只唸到高商，靠自修苦讀，司法官考試連考七次才考上。
●律師生涯：
陳水扁則是海商法的權威，收入頗豐。
盧武鉉的律師業務是以關稅相關的案件為主，賺了不少錢。
●人權律師：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陳水扁擔任辯護律師，開啟他的政治視野。
1981年全斗煥政權當局捏造容共顛覆政權的「釜山學林讀書會」事件，逮捕刑求二十二名當地民主人士。盧武鉉擔任此案的辯護律師，改變了他的人生。
●從政歷程：
1981年陳水扁出馬競選台北市議員，開始步入政壇。1998年台北市長連任失利。
1988年盧武鉉當選國會議員，踏上從政之路。四年後競選連任失敗，後來競選釜山市長再遭挫敗。1998年的補選才重返國會。
●囹圄經驗：
陳水扁：1986年因「蓬萊島雜誌」報導馮滬祥抄襲，被控誹謗罪而入獄246天。
盧武鉉：1987年巨濟島大宇造船罷工事件涉嫌「第三者介入」被逮捕入獄。
儘管兩人有如此多的雷同，但還是有不同的地方：一、阿扁書讀得比盧好，也比他早出道於法界與政界；二、盧武鉉比阿扁更笨拙於言詞，而且他的口無遮攔又隨時大放厥詞（未做先說，或把話說得太重太滿），經常造成舉國譁然。不過，因為出身與際遇近似，他們倒是有著惺惺相惜的情誼。
同樣遭「御用司法」追殺
特別是，盧武鉉在2004年4月被彈劾停職時，阿扁曾經雪中送炭，託筆者帶去他當年一月新出版的書「相信台灣：阿扁總統向人民報告」。陳總統特別在書的扉頁簽下：「盧大統領武鉉吾兄賜正 台韓友誼萬歲 陳水扁 2004. 4. 12.」。盧武鉉在等待國會大選結果為他平反的苦悶之中，也回贈阿扁一本他的著作，並簽下「祝您政躬康泰 國運昌隆」等字句。
扁盧這兩位際遇相似，又惺惺相惜的難兄難弟總統，恐怕都沒有想到，他們連下台之後的命運，幾乎也是如出一轍。兩個人先後遭到後任政權無情的政治報復，並且藉由「御用司法」來進行政治追殺。
事實上，南韓政壇對前朝政客的政治報復，有其歷史傳統。藉由懲罰前朝元首，來紓解民怨轉移到對現任的支持，以鞏固權力並尋求道德正當性，幾乎已經成為慣例。但是如此作為，卻落人躁進於剷除異己之譏。
南韓的政治報復之極致，首推「第五共和」的全斗煥政權對當時異議人士金大中的迫害。他在1980年以羅織的「煽動內亂」罪名，將金大中判處死刑。
金大中當年在軍事法庭被判死刑前，在被告做最後陳述時，曾經大聲疾呼：「這個國家的獨裁者濫肆對政敵殘酷的政治報復，就到我所受的為止，民主政府成立後，絕對不要採取政治報復！」法庭上所有聽完的人都站了起來，每個人留著眼淚，哽咽地唱著韓國國歌。
政治整肅 馬政府如出一轍
此情此景韓國人都歷歷在目，但是經過金大中與盧武鉉十年的民主政府，回到保守政權之後，獨裁威權時代的幽靈卻復辟了。一年半以來，李明博政府的政治報復手段讓南韓人民看得目瞪口呆。
李明博執政後造成的民主倒退、人權倒退、南北韓關係倒退、經濟衰退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和台灣的九流政府一模一樣，李明博藉由清算盧武鉉來轉移人民對他失政的注意力，也幾乎和台灣的九流政府一模一樣。
但是李明博政府接連不斷的政治報復與整肅行徑，已讓南韓的進步勢力陣營相當不耐。接連發生的民主倒退案例，諸如：網友因為批評政府政策而鋃鐺入獄；主播因為播新聞時發表忤逆當局的言詞而遭撤換；國家人權委員會因為說出當局不喜歡聽的話，而被縮編組織與預算；中學老師因為抨擊考試領導教學的謬誤而被逐出校園。這種政治報復或整肅異己的事，在金大中與盧武鉉時代，都未曾發生過。
此外，檢調機關像獵犬一樣，上位者的一句命令，就四處尋找獵物來滿足當局的政治需求；司法高層則頤指氣使地干預一般推事的審判等，不改司法始終扮演「政治侍女」的本性。過去每逢選舉，大企業的總裁們，總是找盡各種藉口出差海外，避免各政黨的政治獻金需索，這種風氣在盧武鉉執政之後已經消失，現在又隱隱重現了。
盧武鉉時代雖留下不少政策與政治方面的失敗，但是比起歷屆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卻有長足的進展，這點是無法否認的。
盧武鉉標榜猶如「傳家寶刀」的道德高度，他也曾高喊要創造「沒有違法及特權的社會」，他更公開宣稱過：「那些搞利益輸送或人事關說的人，被我抓到的話，我一定會讓他們身敗名裂」，因此比起那些沒說過這種重話的人，他當然會受到更嚴酷的審判。
媒體煽惑 收押羞辱前總統
然而他家族的貪腐缺失，卻透過檢方對媒體的洩漏，一再被傳播開來；對他的強烈批判也排山倒海而來。有一些人質疑說：「檢方認為有問題的錢，全部加起來，金額與前幾任總統相比，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檢方不敢動新政府，卻只猛咬舊政權？」儘管有這種同情與批判的說法出現，但是譴責盧前總統偽善的聲音，仍舊是壓倒性的多數。
韓國主流媒體甚至惡質地煽惑，「台灣可以收押前總統陳水扁，韓國的司法為什麼做不到？」由此鼓動的社會輿論，已經一面倒地非要將盧武鉉收押羞辱才能大快人心。事實上，這十足反映了深植南韓社會的「政治報復文化」。
盧武鉉最後在個人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中說：「我已經失去談論民主、進步、正義的資格了，請唾棄我吧。」這番言論必然是在痛切反省之後的結果。自殺之前的盧武鉉宛如被宰制的殂上魚肉，但是南韓進步派的媒體「韓民族新聞」則跳出來為盧武鉉打抱不平，指責此刻正在亂刀砍殺他的那些人，似乎也需要捫心自問一下：「自己的手乾淨嗎？」
盧武鉉五年執政期間，可說是被大財閥的杯葛，以及惡質的主流媒體的抵制，而敗陣下來。
例如大財閥所主導的房地產投機炒作，造成2006年韓國主要都市的不動產上漲率高達20%，在亞太地區漲幅最高，但是當年的物價上漲率只有 2.9%；2001~2005的五年間，首爾江南地區的高級公寓上漲了263%（二點六三倍）。對房地產價格爆漲的束手無策，是盧武鉉最大的敗筆。韓國的房地產何時會泡沫化，任誰都沒有信心。
台韓對照 妖魔鬼怪難遁形
接著，韓國短期外債（一年償期）的膨脹，則是大財閥經營的商業銀行所導演（短期外債佔了2006年借進的整體外債的八成，當年累積的短期外債為1200億美元，佔了整體外債的46%）。它們迫不及待地借入日圓，藉以擴大國內的房屋貸款額度，從中獲得巨利。財閥用盡各種手段牟取暴利，還兼具痛打盧武鉉的雙重效益。盧武鉉經濟成績的慘不忍睹，才讓李明博宛如救星登台。
所以，盧武鉉可說是在大財閥與惡質媒體的夾殺之下黯然下台。然而他的自殺，從文化與社會層面來看，則是被階級社會與報復文化所殺死的，當然，直接的殺手就是李明博、司法與媒體。
出身卑微、非主流社會的人權律師當選總統，曾帶給南韓的庶民階層以及弱勢族群莫大的希望與夢想，盧武鉉成了他們的偶像與精神標竿，普遍認為終於可以擺脫大財閥的宰制、弱勢者可以出頭天的新時代到來了；但是南韓社會根深柢固的派閥主義，以及尊卑關係嚴密的階級意識，再加上歷史上的黨爭延續至今的報復文化，都不是盧武鉉在民主化時代的「參與政府」所能夠撼動或改變的，於是，盧武鉉最後只能選擇「敗陣的人生」來控訴。
看看韓國的盧武鉉，想一想我們的阿扁；看看他們李明博保守政權的民主倒退櫓，想一想我們馬英九藍營的獨裁威權幽靈重現；他們有政治御用侍女的司法，我們也有藍營自家開的法院；他們有朝中東的反動媒體，我們則有擅長作假的惡質統媒；他們有大財閥壟斷經濟資源，我們則有財閥式的政黨壟斷政治資源；他們的社會有鄙視賤民的士大夫階級，我們則有看不起台灣人的高級外省人……。這對難兄難弟的際遇，還真如出一轍。
台韓兩國的民主之路，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坎坷崎嶇，越比較越讓人啞然失笑。儘管如此，東亞這對孿生連體嬰，不失為可以互相映照的一面「兄弟的鏡子」。兩人不僅越照越像，妖魔鬼怪也越照越無所遁形。
（本文刊載於2009年6月11日出刊的「玉山週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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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立熙
日期：2009-06-11
很少有一個國家的政局像南韓這樣充滿爆炸性，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殺身亡就是個例子。他用自殺來向國人謝罪，為他的背信付出生命的代價。同時，他也藉此向李明博政府表達嚴重的抗議。
盧武鉉自殺，衝擊之大不遜於一場軍事政變，等於是盧武鉉代表南韓進步勢力對李明博的保守陣營的正面攻擊，進步勢力陣營雖然錯愕與不捨，但是盧武鉉的死，卻有凝聚力量、重整旗鼓之效，未來南韓朝野版圖如何重整，也值得觀察。
盧自殺死諫 李明博錯愕
當然，受到最直接的衝擊，首先就是李明博總統，他被質疑對前朝的政治報復，導致盧武鉉以自殺來死諫，李明博知道盧武鉉把球丟還給他，以致在第一時間驚愕到說不出話來。
其次，就是替李明博執行司法追殺的南韓檢調當局，他們在盧武鉉死亡後，立即停止對盧案的調查，很明顯是「心虛」的表現；南韓的司法不改「為政治服務」的本色，從軍人獨裁政權時代就被譏為「政治的侍女」。
第三，則屬反動的惡質主流媒體「朝、中、東」（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他們與檢調聯手與唱和，對盧武鉉的抹黑、醜化與惡意抵制，造成人民對盧武鉉的誤解，而使許多南韓人民因為心生愧疚而前去悼唁。
這三大權力共犯，一夕之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李明博對盧武鉉的政治追殺，最大的失算，在於他仍沿襲威權時代的整肅手段，而且在聲望已跌落到21%之際，仍誤以為自己是當選之初的支持率，繼續以「全民總統」之姿睥睨天下而錯估形勢。
盧終結三金 反財閥壟斷
盧武鉉在下台後，聲望反而因為李明博的失政與經濟的凋敝而大幅攀升，他至少擁有南韓一半以上人口的支持，特別是當年選他的四十歲以下的網路世代，這些年輕族群未來的動向，必然會讓李明博如芒刺在背，迫使他必須步步為營，否則難保他的保守政權不會陰溝裡翻船。
盧武鉉在政壇的發跡，始自於天主教釜山教區宋基寅神父的提拔。他與人權鬥士宋神父結緣於為民主人士辯護的法庭。宋基寅鼓勵盧武鉉從政，而在1988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宋也為盧武鉉受洗，而成為他的教父。
2002年12月，盧武鉉挾著南韓社會求新求變的積極能動性，對進步與改革的高度期待，以及當時南韓人民「反美民族主義」的氣勢，在網路族年輕選民的狂熱支持下，展現了對選情的主導力量，而打敗勢力強大的保守陣營候選人李會昌，入主青瓦台，終結了「三金」（金鍾泌、金泳三、金大中）的「老人政治」時代。
他上任後最讓財閥企業緊張的，就是一貫「反財閥」的立場鮮明。盧武鉉擔任國會議員時，就曾主張將「財閥解體」，由政府買下財閥企業的股票分給勞工。他矢言，禁止大財閥經營與本業不相關的事業，要促進財閥集團的改革，建立更具效率與透明的管理及財務制度，逐步削弱財閥獨佔與壟斷經濟。
抵制鴨霸報 朝中東反彈
當選總統之前，他也曾放話，要把主流大報「朝、中、東」收歸國營，引起這些報紙的強烈反彈，對他展開猛烈撻伐，後來他只好改口說那是「酒後失言」，但是與主流媒體已經結下樑子。不過，他並不在乎，因為他的支持者都是網路族，依賴更大的是網路電子新聞，根本不看這些報紙。
盧武鉉非常痛恨這些既得利益又「鴨霸」到無人可以制衡的報紙，之前，他就與朝鮮日報打過官司，對這個保守反動的第一大報，誓言對抗到底，而且堅決不妥協，始終拒絕接受該報的訪問，擺明抵制到底的態度。
盧武鉉的當選對南韓而言，是一次世代之間的大戰，年輕人獲得全面勝利，老人被迫交棒退出，一個戰後世代主導的政治新局正式登場。
但是他在五年的任期當中，儘管在深化與鞏固民主，以及保障人權等方面成就斐然，也備受肯定，但是，人權律師出身的他，對勞工與弱勢族群的支持與關懷，卻讓大財閥企業與經濟既得利益勢力大為緊張，加上主流媒體對他的惡意杯葛，使他的改革一路走得非常艱辛。
尤其，大財閥企業經營的商業銀行，大舉借進低利率的短期日元資金，提供房地產業者炒作房價，從中獲得暴利，加上盧武鉉政府錯誤的不動產政策，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物價跟著騰飛，國民所得差距擴大，人民因而對他怨聲載道。經濟施政在大財閥抵制之下的束手無策，註定了盧武鉉狼狽下台的命運。
盧武鉉在上任兩年之後，在2004年二月，曾經以「違反中立，介入選舉」的莫須有罪名，遭到國會彈劾而停職兩個月的羞辱。後來執政黨在國會選舉的大勝，憲法法庭只能順應民意駁回國會的彈劾案，結束了這場荒謬的鬧劇，讓盧武鉉復行視事。
階級鬥爭 鄙視賤民總統
南韓政壇對盧武鉉的杯葛，如同大財閥等經濟既得利益勢力對他的抵制，那不僅是保守勢力的反撲，還有世代之間的鬥爭，更明顯的是，傳統主流社會根深柢固的階級觀念與派閥意識，對盧武鉉這位出身卑微的「賤民」的鄙視，他們無法認同被這樣一位賤民所統治。
南韓主流社會一向是由士大夫階層所操空，他們是產、學、官、軍、媒等共同形成的菁英集團。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尊卑意識與階級觀念，始終牢不可破，只差沒有像印度種性制度那樣鮮明地劃分階級。但是，出身賤民階層的盧武鉉即使有再高的民意支持度，他仍受到韓國的上層社會所鄙視。
這可以從保守反動的主流媒體朝鮮日報，在盧武鉉當選一個月後、還未就任前，在2003年1月16日就以「陳水扁與盧武鉉是出自同一個紅豆餅的模子嗎？」為題，比較了兩國總統的相似之處，行文之間已流露出對他的鄙視。
扁與盧 同一個模子出爐
朝鮮日報指出盧武鉉與阿扁的共通點有：一、都是出身貧窮農村的才俊；二、擔任反政府事件的辯護而投身政界；三、市長選舉失利而總統選舉當選；四、主張「新政治」得到年輕世代的支持；五、言行不夠慎重且有民粹主義傾向；六、重用學運世代而被譏為「童子軍治國」。該文一再提醒盧武鉉，必須以阿扁的教訓為「負面教材」。此外，還從各方面來比較兩人的異同：
●成長過程：
陳水扁：佃農家庭，讀書考試一路領先，大學期間即考上律師特考。
盧武鉉：家貧只唸到高商，靠自修苦讀，司法官考試連考七次才考上。
●律師生涯：
陳水扁則是海商法的權威，收入頗豐。
盧武鉉的律師業務是以關稅相關的案件為主，賺了不少錢。
●人權律師：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陳水扁擔任辯護律師，開啟他的政治視野。
1981年全斗煥政權當局捏造容共顛覆政權的「釜山學林讀書會」事件，逮捕刑求二十二名當地民主人士。盧武鉉擔任此案的辯護律師，改變了他的人生。
●從政歷程：
1981年陳水扁出馬競選台北市議員，開始步入政壇。1998年台北市長連任失利。
1988年盧武鉉當選國會議員，踏上從政之路。四年後競選連任失敗，後來競選釜山市長再遭挫敗。1998年的補選才重返國會。
●囹圄經驗：
陳水扁：1986年因「蓬萊島雜誌」報導馮滬祥抄襲，被控誹謗罪而入獄246天。
盧武鉉：1987年巨濟島大宇造船罷工事件涉嫌「第三者介入」被逮捕入獄。
儘管兩人有如此多的雷同，但還是有不同的地方：一、阿扁書讀得比盧好，也比他早出道於法界與政界；二、盧武鉉比阿扁更笨拙於言詞，而且他的口無遮攔又隨時大放厥詞（未做先說，或把話說得太重太滿），經常造成舉國譁然。不過，因為出身與際遇近似，他們倒是有著惺惺相惜的情誼。
同樣遭「御用司法」追殺
特別是，盧武鉉在2004年4月被彈劾停職時，阿扁曾經雪中送炭，託筆者帶去他當年一月新出版的書「相信台灣：阿扁總統向人民報告」。陳總統特別在書的扉頁簽下：「盧大統領武鉉吾兄賜正 台韓友誼萬歲 陳水扁 2004. 4. 12.」。盧武鉉在等待國會大選結果為他平反的苦悶之中，也回贈阿扁一本他的著作，並簽下「祝您政躬康泰 國運昌隆」等字句。
扁盧這兩位際遇相似，又惺惺相惜的難兄難弟總統，恐怕都沒有想到，他們連下台之後的命運，幾乎也是如出一轍。兩個人先後遭到後任政權無情的政治報復，並且藉由「御用司法」來進行政治追殺。
事實上，南韓政壇對前朝政客的政治報復，有其歷史傳統。藉由懲罰前朝元首，來紓解民怨轉移到對現任的支持，以鞏固權力並尋求道德正當性，幾乎已經成為慣例。但是如此作為，卻落人躁進於剷除異己之譏。
南韓的政治報復之極致，首推「第五共和」的全斗煥政權對當時異議人士金大中的迫害。他在1980年以羅織的「煽動內亂」罪名，將金大中判處死刑。
金大中當年在軍事法庭被判死刑前，在被告做最後陳述時，曾經大聲疾呼：「這個國家的獨裁者濫肆對政敵殘酷的政治報復，就到我所受的為止，民主政府成立後，絕對不要採取政治報復！」法庭上所有聽完的人都站了起來，每個人留著眼淚，哽咽地唱著韓國國歌。
政治整肅 馬政府如出一轍
此情此景韓國人都歷歷在目，但是經過金大中與盧武鉉十年的民主政府，回到保守政權之後，獨裁威權時代的幽靈卻復辟了。一年半以來，李明博政府的政治報復手段讓南韓人民看得目瞪口呆。
李明博執政後造成的民主倒退、人權倒退、南北韓關係倒退、經濟衰退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和台灣的九流政府一模一樣，李明博藉由清算盧武鉉來轉移人民對他失政的注意力，也幾乎和台灣的九流政府一模一樣。
但是李明博政府接連不斷的政治報復與整肅行徑，已讓南韓的進步勢力陣營相當不耐。接連發生的民主倒退案例，諸如：網友因為批評政府政策而鋃鐺入獄；主播因為播新聞時發表忤逆當局的言詞而遭撤換；國家人權委員會因為說出當局不喜歡聽的話，而被縮編組織與預算；中學老師因為抨擊考試領導教學的謬誤而被逐出校園。這種政治報復或整肅異己的事，在金大中與盧武鉉時代，都未曾發生過。
此外，檢調機關像獵犬一樣，上位者的一句命令，就四處尋找獵物來滿足當局的政治需求；司法高層則頤指氣使地干預一般推事的審判等，不改司法始終扮演「政治侍女」的本性。過去每逢選舉，大企業的總裁們，總是找盡各種藉口出差海外，避免各政黨的政治獻金需索，這種風氣在盧武鉉執政之後已經消失，現在又隱隱重現了。
盧武鉉時代雖留下不少政策與政治方面的失敗，但是比起歷屆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卻有長足的進展，這點是無法否認的。
盧武鉉標榜猶如「傳家寶刀」的道德高度，他也曾高喊要創造「沒有違法及特權的社會」，他更公開宣稱過：「那些搞利益輸送或人事關說的人，被我抓到的話，我一定會讓他們身敗名裂」，因此比起那些沒說過這種重話的人，他當然會受到更嚴酷的審判。
媒體煽惑 收押羞辱前總統
然而他家族的貪腐缺失，卻透過檢方對媒體的洩漏，一再被傳播開來；對他的強烈批判也排山倒海而來。有一些人質疑說：「檢方認為有問題的錢，全部加起來，金額與前幾任總統相比，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檢方不敢動新政府，卻只猛咬舊政權？」儘管有這種同情與批判的說法出現，但是譴責盧前總統偽善的聲音，仍舊是壓倒性的多數。
韓國主流媒體甚至惡質地煽惑，「台灣可以收押前總統陳水扁，韓國的司法為什麼做不到？」由此鼓動的社會輿論，已經一面倒地非要將盧武鉉收押羞辱才能大快人心。事實上，這十足反映了深植南韓社會的「政治報復文化」。
盧武鉉最後在個人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中說：「我已經失去談論民主、進步、正義的資格了，請唾棄我吧。」這番言論必然是在痛切反省之後的結果。自殺之前的盧武鉉宛如被宰制的殂上魚肉，但是南韓進步派的媒體「韓民族新聞」則跳出來為盧武鉉打抱不平，指責此刻正在亂刀砍殺他的那些人，似乎也需要捫心自問一下：「自己的手乾淨嗎？」
盧武鉉五年執政期間，可說是被大財閥的杯葛，以及惡質的主流媒體的抵制，而敗陣下來。
例如大財閥所主導的房地產投機炒作，造成2006年韓國主要都市的不動產上漲率高達20%，在亞太地區漲幅最高，但是當年的物價上漲率只有 2.9%；2001~2005的五年間，首爾江南地區的高級公寓上漲了263%（二點六三倍）。對房地產價格爆漲的束手無策，是盧武鉉最大的敗筆。韓國的房地產何時會泡沫化，任誰都沒有信心。
台韓對照 妖魔鬼怪難遁形
接著，韓國短期外債（一年償期）的膨脹，則是大財閥經營的商業銀行所導演（短期外債佔了2006年借進的整體外債的八成，當年累積的短期外債為1200億美元，佔了整體外債的46%）。它們迫不及待地借入日圓，藉以擴大國內的房屋貸款額度，從中獲得巨利。財閥用盡各種手段牟取暴利，還兼具痛打盧武鉉的雙重效益。盧武鉉經濟成績的慘不忍睹，才讓李明博宛如救星登台。
所以，盧武鉉可說是在大財閥與惡質媒體的夾殺之下黯然下台。然而他的自殺，從文化與社會層面來看，則是被階級社會與報復文化所殺死的，當然，直接的殺手就是李明博、司法與媒體。
出身卑微、非主流社會的人權律師當選總統，曾帶給南韓的庶民階層以及弱勢族群莫大的希望與夢想，盧武鉉成了他們的偶像與精神標竿，普遍認為終於可以擺脫大財閥的宰制、弱勢者可以出頭天的新時代到來了；但是南韓社會根深柢固的派閥主義，以及尊卑關係嚴密的階級意識，再加上歷史上的黨爭延續至今的報復文化，都不是盧武鉉在民主化時代的「參與政府」所能夠撼動或改變的，於是，盧武鉉最後只能選擇「敗陣的人生」來控訴。
看看韓國的盧武鉉，想一想我們的阿扁；看看他們李明博保守政權的民主倒退櫓，想一想我們馬英九藍營的獨裁威權幽靈重現；他們有政治御用侍女的司法，我們也有藍營自家開的法院；他們有朝中東的反動媒體，我們則有擅長作假的惡質統媒；他們有大財閥壟斷經濟資源，我們則有財閥式的政黨壟斷政治資源；他們的社會有鄙視賤民的士大夫階級，我們則有看不起台灣人的高級外省人……。這對難兄難弟的際遇，還真如出一轍。
台韓兩國的民主之路，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坎坷崎嶇，越比較越讓人啞然失笑。儘管如此，東亞這對孿生連體嬰，不失為可以互相映照的一面「兄弟的鏡子」。兩人不僅越照越像，妖魔鬼怪也越照越無所遁形。
（本文刊載於2009年6月11日出刊的「玉山週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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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9日 星期二
淡轉載：水河畔看台灣未來（紀舜傑）
淡水河畔看台灣未來（紀舜傑）
2009年06月09日蘋果日報
這個標題其實有來自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靈感，黃先生在1989年出版《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大歷史觀點重新詮釋中國歷史演進，在紐約談中國歷史的意義在於歷史的多面向常非當代人所能窺視。因此在數千年、數百年後站在另一個歷史大陸上，才能趨近周延與深度地解讀複雜歷史。
本文重點不在重新檢視台灣歷史，而是採取不同時間觀來看台灣未來。美國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在其名著《The Time Paradox》中指出，「時間」是人們最關切的事，而時間觀的差異是人與人關係不睦或爭吵的主因，夫妻、親子、師生、甚至政治人物的歧見都來自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著眼點差異。有人沉溺過往，有人只重視當下，有人不切實際地寄希望於未來，堅持時間觀導致的紛爭不勝枚舉，不在此贅述。
台灣擺脫不了中國
淡水河的美已經有無數人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歌頌，出海口的夕陽更是台灣的絕佳美景。然而俗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凝視夕陽西下後只能看到無盡的黑暗，那如何看台灣未來呢？淡水河是否象徵台灣未來的走向，自然而然地流向台灣海峽，再與中國連結，特別是海峽的另一端已發展成許多人想像的「希望之土」。
中國未來發展是制約台灣人思考未來的重要因素，民進黨與中國的對話失敗，走入逢中必反的極端。國民黨深刻體認中國的重要性，成功扮演民進黨的對照組，獲得共產黨青睞，所有歷史恩怨拋一旁，和解的速度和內涵都令人驚訝。但國民黨須面對完全棄守台灣的主體地位，全以中國未來決定台灣的未來的質疑。兩個極端都不是台灣之福。
美國學者John Mearsheimer在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國際政治必定是大國爭逐霸權的舞台，小國生存空間極為有限。現實上，21世紀必定是中國與美國的霸權之爭。身為小國的台灣是否必須審慎評估結盟夥伴的選擇？我們到底看不看好中國的未來？還是堅守當下的盟友美國與日本。
中國努力洗刷從清末所受的民族恥辱，正在按部就班地恢復歷史光榮，包括逐夢成為另一個以歐亞大陸為基地的霸權，以對抗人類歷史上唯一不在歐亞大陸的霸權：美國。霸權的基礎不只在傳統硬實力，包括軍事、經濟、科技等，美國文化實力是其霸權的深厚基礎，也是有別於其他歷史上霸權的地方。因此，以往的中國對台灣可能像土匪強押良家婦女一般，現在變成像是土財主挑媳婦，未來台灣對中國也可能變成嫁入豪門的計算。
台灣的歷史長河擺脫不了中國的牽連，中國可能是推力、拉力、阻力。2000年陳水扁勝選帶領民進黨執政，許多人擔心台灣即將獨立，8年過後，台灣不但沒有獨立，台獨的主張遭到挫敗，這是時間的檢驗。現在馬英九上台，許多人擔心台灣即將被賣給中國，統一轉變成賣台，繼續維持二元對立的一個極端。台獨曾經被操作成假議題，賣台會不會是另一個像反攻大陸一般的口號？中國如果真的不可親近，其可恨之處到底何在？是其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決定方向無畏出航
淡水河很美，坐在渡輪上欣賞完夕陽西下後，我們回到陸地上，絕不繼續航向那黑暗的台灣海峽，還是無所畏懼地出航，天亮時就抵達繁華的上海？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 那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航向到底將朝北、朝東、朝南、還是朝西，這問題必定艱難許多，但是不能迴避！
作者為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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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依舊昇起。
2009年06月09日蘋果日報
這個標題其實有來自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靈感，黃先生在1989年出版《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大歷史觀點重新詮釋中國歷史演進，在紐約談中國歷史的意義在於歷史的多面向常非當代人所能窺視。因此在數千年、數百年後站在另一個歷史大陸上，才能趨近周延與深度地解讀複雜歷史。
本文重點不在重新檢視台灣歷史，而是採取不同時間觀來看台灣未來。美國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在其名著《The Time Paradox》中指出，「時間」是人們最關切的事，而時間觀的差異是人與人關係不睦或爭吵的主因，夫妻、親子、師生、甚至政治人物的歧見都來自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著眼點差異。有人沉溺過往，有人只重視當下，有人不切實際地寄希望於未來，堅持時間觀導致的紛爭不勝枚舉，不在此贅述。
台灣擺脫不了中國
淡水河的美已經有無數人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歌頌，出海口的夕陽更是台灣的絕佳美景。然而俗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凝視夕陽西下後只能看到無盡的黑暗，那如何看台灣未來呢？淡水河是否象徵台灣未來的走向，自然而然地流向台灣海峽，再與中國連結，特別是海峽的另一端已發展成許多人想像的「希望之土」。
中國未來發展是制約台灣人思考未來的重要因素，民進黨與中國的對話失敗，走入逢中必反的極端。國民黨深刻體認中國的重要性，成功扮演民進黨的對照組，獲得共產黨青睞，所有歷史恩怨拋一旁，和解的速度和內涵都令人驚訝。但國民黨須面對完全棄守台灣的主體地位，全以中國未來決定台灣的未來的質疑。兩個極端都不是台灣之福。
美國學者John Mearsheimer在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國際政治必定是大國爭逐霸權的舞台，小國生存空間極為有限。現實上，21世紀必定是中國與美國的霸權之爭。身為小國的台灣是否必須審慎評估結盟夥伴的選擇？我們到底看不看好中國的未來？還是堅守當下的盟友美國與日本。
中國努力洗刷從清末所受的民族恥辱，正在按部就班地恢復歷史光榮，包括逐夢成為另一個以歐亞大陸為基地的霸權，以對抗人類歷史上唯一不在歐亞大陸的霸權：美國。霸權的基礎不只在傳統硬實力，包括軍事、經濟、科技等，美國文化實力是其霸權的深厚基礎，也是有別於其他歷史上霸權的地方。因此，以往的中國對台灣可能像土匪強押良家婦女一般，現在變成像是土財主挑媳婦，未來台灣對中國也可能變成嫁入豪門的計算。
台灣的歷史長河擺脫不了中國的牽連，中國可能是推力、拉力、阻力。2000年陳水扁勝選帶領民進黨執政，許多人擔心台灣即將獨立，8年過後，台灣不但沒有獨立，台獨的主張遭到挫敗，這是時間的檢驗。現在馬英九上台，許多人擔心台灣即將被賣給中國，統一轉變成賣台，繼續維持二元對立的一個極端。台獨曾經被操作成假議題，賣台會不會是另一個像反攻大陸一般的口號？中國如果真的不可親近，其可恨之處到底何在？是其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決定方向無畏出航
淡水河很美，坐在渡輪上欣賞完夕陽西下後，我們回到陸地上，絕不繼續航向那黑暗的台灣海峽，還是無所畏懼地出航，天亮時就抵達繁華的上海？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 那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航向到底將朝北、朝東、朝南、還是朝西，這問題必定艱難許多，但是不能迴避！
作者為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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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依舊昇起。
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轉載：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2002-06-10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經濟思想史學者Todd G. Buchholz在探討經濟學中的新制度學派時，做了如下的結論：「幾乎所有的制度與社會現象都有著經濟學意含……即使是時間的存在也有經濟意含。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人們會怎麼做？如果下一個禮拜就要施行一套新的法律制度，這套制度不會強制執行契約也不會懲罰犯罪，那人們又會怎麼做？」
Buchholz指出：「人們因為許多的理由，會彼此謙恭相待。一個理由是他們想獲得信賴與名譽，這在商業上特別重要。但是如果時間短暫，或者將來的社會制度和今天的所作所為無關，那麼有些人就可能不再信守承諾，開始佔別人的便宜。健康的市場經濟需要某種程度的禮儀和有尊嚴的承諾。一個無法預期未來的社會，馬上就會面臨經濟崩潰。」(見《經濟大師不死》，台北：先覺出版，頁241-242)
經濟學中假設一般人的自利動機相當強烈，這是務實的判斷，但是並不意味著「所有人的自利行為都是好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切自利行為的合理性」。經濟學家重視人的自利動機，其實是提醒我們注意制度、文化、與傳統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明確規範的財產權，人的自利會帶給別人外部成本的痛苦；沒有市場公平競爭的約束，人的自利會讓社會成為透過權力尋求壟斷地位的尋租競技場。
正因為制度對於「人的自利動機會帶來什麼結果」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對於社會自久遠以來透過習慣、禮儀、寓言、傳說、與信仰所建構起來的文化與道德體系，不能不心存尊敬。舉例而言，即使如「敬老國」這種表面上看來只是「騙小孩子的童話故事」—從前「滅老國」的國王下令消滅老人以免浪費糧食，只有宰相把他父親藏起來；後來發生了全王國的人都束手無策的難題，只有宰相的老父親能夠解決，於是國王從此下令改為「敬老國」—都隱藏著與整個社會生存有關的重要集體記憶。
人類學家發現，在較為原始的小型農業社會中，平均每幾十年會發生非常嚴重的飢荒。這時候決定整個社會能否延續下去的，常常就在於其中是否有年紀夠大，記得上一次飢荒經驗的老者，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夠辨識出足夠的應急可食植物。「敬老國」以寓言的方式記述與傳遞了這個重要的教訓，而這個童話故事中的國王很像海耶克所抨擊的社會主義工程師，憑藉著「唯理主義」想要消滅孝道傳統帶來的「資源浪費」，結果卻讓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經濟學家用賽局理論說明，除了強制以外，要讓自利的人信守承諾，最好的方法是讓他相信這是一個長期反覆進行的賽局，並且讓他認定毀約將帶來沉重損失。如果人們認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而且對於終點之後的想像就是空無，如果他們對於行動的後果無所忌憚，不相信存在有「善惡終有報」的最後審判，那麼再強大的政府與司法力量，也難以維持一個健康市場經濟中的複雜契約體系。
或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自問：當「看不到就不存在」的觀念假借追尋科學真理之名，成為獨斷的新宗教，而所有傳說與信仰中對於天國的想望或對於因果的敬畏都受到訕笑與壓制之時，這種「社會現象」的機會成本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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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經濟思想史學者Todd G. Buchholz在探討經濟學中的新制度學派時，做了如下的結論：「幾乎所有的制度與社會現象都有著經濟學意含……即使是時間的存在也有經濟意含。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人們會怎麼做？如果下一個禮拜就要施行一套新的法律制度，這套制度不會強制執行契約也不會懲罰犯罪，那人們又會怎麼做？」
Buchholz指出：「人們因為許多的理由，會彼此謙恭相待。一個理由是他們想獲得信賴與名譽，這在商業上特別重要。但是如果時間短暫，或者將來的社會制度和今天的所作所為無關，那麼有些人就可能不再信守承諾，開始佔別人的便宜。健康的市場經濟需要某種程度的禮儀和有尊嚴的承諾。一個無法預期未來的社會，馬上就會面臨經濟崩潰。」(見《經濟大師不死》，台北：先覺出版，頁241-242)
經濟學中假設一般人的自利動機相當強烈，這是務實的判斷，但是並不意味著「所有人的自利行為都是好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切自利行為的合理性」。經濟學家重視人的自利動機，其實是提醒我們注意制度、文化、與傳統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明確規範的財產權，人的自利會帶給別人外部成本的痛苦；沒有市場公平競爭的約束，人的自利會讓社會成為透過權力尋求壟斷地位的尋租競技場。
正因為制度對於「人的自利動機會帶來什麼結果」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對於社會自久遠以來透過習慣、禮儀、寓言、傳說、與信仰所建構起來的文化與道德體系，不能不心存尊敬。舉例而言，即使如「敬老國」這種表面上看來只是「騙小孩子的童話故事」—從前「滅老國」的國王下令消滅老人以免浪費糧食，只有宰相把他父親藏起來；後來發生了全王國的人都束手無策的難題，只有宰相的老父親能夠解決，於是國王從此下令改為「敬老國」—都隱藏著與整個社會生存有關的重要集體記憶。
人類學家發現，在較為原始的小型農業社會中，平均每幾十年會發生非常嚴重的飢荒。這時候決定整個社會能否延續下去的，常常就在於其中是否有年紀夠大，記得上一次飢荒經驗的老者，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夠辨識出足夠的應急可食植物。「敬老國」以寓言的方式記述與傳遞了這個重要的教訓，而這個童話故事中的國王很像海耶克所抨擊的社會主義工程師，憑藉著「唯理主義」想要消滅孝道傳統帶來的「資源浪費」，結果卻讓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經濟學家用賽局理論說明，除了強制以外，要讓自利的人信守承諾，最好的方法是讓他相信這是一個長期反覆進行的賽局，並且讓他認定毀約將帶來沉重損失。如果人們認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而且對於終點之後的想像就是空無，如果他們對於行動的後果無所忌憚，不相信存在有「善惡終有報」的最後審判，那麼再強大的政府與司法力量，也難以維持一個健康市場經濟中的複雜契約體系。
或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自問：當「看不到就不存在」的觀念假借追尋科學真理之名，成為獨斷的新宗教，而所有傳說與信仰中對於天國的想望或對於因果的敬畏都受到訕笑與壓制之時，這種「社會現象」的機會成本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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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嗜血的快感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910
嗜血的快感
曹長青
古羅馬有一種娛樂是角鬥，看人互相殘殺。這種最後一定得把一個人殺死的殘忍，之所以能作為一種娛樂存在，就是因為有人從中得到嗜血的快感。
法國大革命時期，當一波又一波短命政府的領導人被送上斷頭台時，他們面對的是歡呼、體驗嗜血快感的人群。
在中國的文革時期，當一批又一批被五花大綁、剃了陰陽頭、掛著大牌子的人被批鬥、痛毆的時候，面對的也是歡呼的人群。
人類在特定環境下，是有嗜血的愛好和「癮」的。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在任何文化、任何人群當中。如果沒有良好的法治制度，我完全可以想像一批美國人把布希總統拉出來痛毆一頓，甚至打死。因為幾年來，美國左派媒體已經營造了一種對布希近乎仇恨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下，唯一靠得住的是制度。否則即使有一半美國人支持布希，也是什麼恐怖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所以美國先賢們建立了一套以保護個人權利為最高目的的制度，從根上避免群體嗜血行為的發生。
目前海峽兩岸的中文媒體，已經完全營造出了一個對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嗜血的氛圍，不僅很多人去體驗嗜血的快感，更有無數人上癮。這種嗜血的快感，雖然程度不同，但和觀賞古羅馬角鬥士、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中國文革的陰陽頭等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貪腐是最容易激起民憤的行為，中共有無數貪腐高幹，像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上海市長陳良宇、被處決的前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等，都是巨額貪污受賄的大案。陳希同還有五個情婦，陳良宇則有十一個情婦和近三億人民幣存款。中國人是經過共產赤貧和強迫禁慾的，應該對本國官員的貪污腐敗憤怒至極才對。但是這些中共貪官在中國人心中引起的民憤，遠遠、遠遠無法和陳水扁相比。
就算陳水扁的政治獻金全都是貪污，那他也沒拿一分中國人的納稅錢。中國人為什麼恨他恨到咬牙切齒？在中國人的網站上，對導致千百萬中國人死亡、半個世紀赤貧的魔鬼毛澤東，沒有「審判毛澤東」的欄目，卻有「審判陳水扁」的專項。
這些人僅僅是痛恨貪腐嗎？再看台灣，對馬英九的數十億政治獻金有人像對陳水扁那樣去查個底朝天嗎？對一干子國民黨前高官的數不清的家產、海外匯款有人去過問嗎？那些貪腐怎麼沒民憤呢？像不斷發洩滿腔怒火的邱毅、郭冠中、傅建中們，他們真的僅僅是痛恨貪腐嗎？如果你相信，那不是邱毅們的錯，是你的錯。
沒錯，綠營也有很多人痛恨陳水扁。他任職內，不僅有過錯和失誤，更有因政治分肥不均或種種原因而結下的釵h恩怨。說重了，有幸災樂禍者；說輕了，有冷眼旁觀者；不輕不重者，政治自保者。還有很多沒有利害關係者，通過法院和媒體爆料的內容，已經在心裡給扁定罪了。既然陳水扁已經罪大惡極，那就該被痛宰。於是某些綠營名家名嘴們也義憤填膺地聲討陳水扁。
如果陳水扁有罪，在正常司法程序下，判刑坐牢，他會得到足夠的懲罰。但在聲討陳水扁和維護他的司法人權的聲音不平衡到天邊的情況下，綠營名嘴的聲音，只能潛移默化讓更多綠營民眾心裡接受司法不公，默認國民黨對扁的痛宰，同時無意識地刺激了民間的嗜血氛圍。
刺激嗜血的快感解決不了貪腐，只能慫恿司法濫權。在扁被任意痛宰的同時，司法更被痛宰。司法沒有了，不僅台灣沒有了，嗜血的心態和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瘋狂無以制約則更加恐怖。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9年5月18日《曹長青專欄》
200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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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的，只要條件環境許可
人就會是魔鬼的化身，極端的暴力嗜血
歷史上可以去看二戰的猶太人屠殺紀錄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社會上可以去看新聞裡面的犯罪紀實
而最後，我們要想，要如何避免這樣的不幸？
如同上文指出的借鏡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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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血的快感
曹長青
古羅馬有一種娛樂是角鬥，看人互相殘殺。這種最後一定得把一個人殺死的殘忍，之所以能作為一種娛樂存在，就是因為有人從中得到嗜血的快感。
法國大革命時期，當一波又一波短命政府的領導人被送上斷頭台時，他們面對的是歡呼、體驗嗜血快感的人群。
在中國的文革時期，當一批又一批被五花大綁、剃了陰陽頭、掛著大牌子的人被批鬥、痛毆的時候，面對的也是歡呼的人群。
人類在特定環境下，是有嗜血的愛好和「癮」的。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在任何文化、任何人群當中。如果沒有良好的法治制度，我完全可以想像一批美國人把布希總統拉出來痛毆一頓，甚至打死。因為幾年來，美國左派媒體已經營造了一種對布希近乎仇恨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下，唯一靠得住的是制度。否則即使有一半美國人支持布希，也是什麼恐怖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所以美國先賢們建立了一套以保護個人權利為最高目的的制度，從根上避免群體嗜血行為的發生。
目前海峽兩岸的中文媒體，已經完全營造出了一個對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嗜血的氛圍，不僅很多人去體驗嗜血的快感，更有無數人上癮。這種嗜血的快感，雖然程度不同，但和觀賞古羅馬角鬥士、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中國文革的陰陽頭等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貪腐是最容易激起民憤的行為，中共有無數貪腐高幹，像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上海市長陳良宇、被處決的前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等，都是巨額貪污受賄的大案。陳希同還有五個情婦，陳良宇則有十一個情婦和近三億人民幣存款。中國人是經過共產赤貧和強迫禁慾的，應該對本國官員的貪污腐敗憤怒至極才對。但是這些中共貪官在中國人心中引起的民憤，遠遠、遠遠無法和陳水扁相比。
就算陳水扁的政治獻金全都是貪污，那他也沒拿一分中國人的納稅錢。中國人為什麼恨他恨到咬牙切齒？在中國人的網站上，對導致千百萬中國人死亡、半個世紀赤貧的魔鬼毛澤東，沒有「審判毛澤東」的欄目，卻有「審判陳水扁」的專項。
這些人僅僅是痛恨貪腐嗎？再看台灣，對馬英九的數十億政治獻金有人像對陳水扁那樣去查個底朝天嗎？對一干子國民黨前高官的數不清的家產、海外匯款有人去過問嗎？那些貪腐怎麼沒民憤呢？像不斷發洩滿腔怒火的邱毅、郭冠中、傅建中們，他們真的僅僅是痛恨貪腐嗎？如果你相信，那不是邱毅們的錯，是你的錯。
沒錯，綠營也有很多人痛恨陳水扁。他任職內，不僅有過錯和失誤，更有因政治分肥不均或種種原因而結下的釵h恩怨。說重了，有幸災樂禍者；說輕了，有冷眼旁觀者；不輕不重者，政治自保者。還有很多沒有利害關係者，通過法院和媒體爆料的內容，已經在心裡給扁定罪了。既然陳水扁已經罪大惡極，那就該被痛宰。於是某些綠營名家名嘴們也義憤填膺地聲討陳水扁。
如果陳水扁有罪，在正常司法程序下，判刑坐牢，他會得到足夠的懲罰。但在聲討陳水扁和維護他的司法人權的聲音不平衡到天邊的情況下，綠營名嘴的聲音，只能潛移默化讓更多綠營民眾心裡接受司法不公，默認國民黨對扁的痛宰，同時無意識地刺激了民間的嗜血氛圍。
刺激嗜血的快感解決不了貪腐，只能慫恿司法濫權。在扁被任意痛宰的同時，司法更被痛宰。司法沒有了，不僅台灣沒有了，嗜血的心態和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瘋狂無以制約則更加恐怖。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9年5月18日《曹長青專欄》
200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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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的，只要條件環境許可
人就會是魔鬼的化身，極端的暴力嗜血
歷史上可以去看二戰的猶太人屠殺紀錄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社會上可以去看新聞裡面的犯罪紀實
而最後，我們要想，要如何避免這樣的不幸？
如同上文指出的借鏡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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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台灣人緊急逃生門 ◎雲山居士
5/13自由時報的頭版廣告刊登了下面一文。
作者是旅居美東台僑王慶祥，自費100萬台幣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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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台灣人緊急逃生門」 ◎雲山居士
台灣問題發展到現在的情況，連當初的始作俑者的美國也感到遠超出他們原先認為可控制「設計藍圖」範圍內，現在尋求「善後」之道了。
曾有人問我：「我讀你文章，對條約條文的解釋，就算它是另有見地吧，但我不瞭解你那種獨特的『另有見地』到底算是發現確有其事的Discover？還是無中生有的Invent」?
我回答：「這問題，問得有水準，夠深度，你會想出這問題表示你曾經認真思考，我認為美國原先的「台灣問題設計圖」，就是存心讓相關各方面費心去解讀，美國除非形勢所迫，不會主動去定義它，如此才方便作長期模糊政策操作」，我又說：「即使我的見解算是Invent，重點是如果此Invent的論證過程邏輯成立，這被我所解釋的條文或現象就被證明為它是＂Additional discovery of existing facts」 了，也等同發現了當初沒有被別人發現的『事實』，也就是Discover」。
讓我在此繼續發揮擅長的Invent/Discover論證方式來解說台北和約中的關鍵觀念，將有助關心的讀者瞭解台灣的處境。和約第十條如此開始陳述：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treaty, nation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 。
請讀者留意，前面這句話＂For the purpose of present Treaty是簽約者雙方同意，下述之本條約文，關於台灣人的「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限適用於台北和約約文，換言之，離開台北和約，此台灣人的「中華民國國民」定義即不適用，更不得應用於和約之外的諸多普世性的維護人權條文。
「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Treaty」 這一具有限制性的前置詞，(Antecdent)的功能，形同是圈起一個封閉系統的「籬笆」，第十條有關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應用在「圈內」的台北和約條文，而這些條文規範者住在圈內的台灣人中華民國民的「生活作息」（比喻依和約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這場景類似圈地牧羊，即使羊群知道圈外水草比圈內者更為豐美，生活更為自由自在，羊群也猶豫是否准許外出覓食。
關鍵的觀念逐漸浮現了：圈子外是否另有天地？此天也是否應屬於台灣人原先應有權享受的空間？不必然服從台北和約；數十年依附在圈內既定的生存條件？
再繼續說明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Tready一詞的應用及其有效期限：
(1) 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是為方便台北和約成立運作，而權宜定義之因而產生(2) 如下。
(2)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限適用於台北和約的條文。
(3) 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定義成立的有效期是依附台北和約之存在而存在。
(4) 1972年9月日本承認中共代表中國，日本單方宣佈台北和約效力中止；可知日本對第十條的立場回覆到簽約前的「開放狀態」，國府態度保持不變。
早在1942年的1月26日，中華民國參與簽署聯合國共同宣言，載明領土變更必須與有關的人民自由意志一致。
是刻意安排日期還是巧合？盟軍接收在台日軍投降之日，是在聯合國成立的次日，不由得中華民國不遵守「領土變更必須與有關的人民自由意志一致」的聯合國宣言。此即是可適用於台灣人的人權條款，雖然此條款是在「圈子」之外。
日本有權放棄台澎「土地」，無權放棄土地上的人民，未經人民同意，也無權移轉土地上人民的國籍予他國，在1950年代，美國基於當時冷戰複雜形勢下的考慮，美國默認由日本與ROC私相授受，簽台北和約築起「籬芭」權宜性地把台灣人視如中華民國國民，如此安排，有如將台灣人交予盟軍所委託統治台灣的ROC「代管」，作為台灣人的「監護人」。顯然可推論「被監護」的台灣人身份當然不是ROC的法理公民或法理國民。此事實符合美國聯邦法庭在Roger Lin vs. USA案之判決文認定：「台灣人60多年來沒有自己的國家」，形同無國籍者。
美國在二戰末期曾深入研究台灣各項資料及民情，評估戰後處理台灣幾個方案，衡量當時局勢，認為暫交與盟國的國民政府接管最為妥當，雖未及時讓渡主權予國府，但實質統治可視為補償開羅公報，波茲坦宣言，日本降伏書所表達未具法律拘束力之「歸還意向」。美國瞭解台灣民性認命，隨遇而安，倘中國人耐心，並善待台灣人，因兩者文化血統地理近似，經由自然演化融和，細水長流，台灣與中國終將融為一體，此經由自然演化之結果應屬可接受的「合理」情事，屆時「台灣主權議題」隨之消失，唯自然融合所需歲月，礙難估算。
台灣人除非認為有切身必要，例如擔心被急功近利的買辦集團出賣，不至於集體挺身「趨獨」，要求走出「圈子」去尋求安全自由。
根據第十條由前置詞引言所形成的限制條款，我用白話文解讀如下：中華民國及日本同意，當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台灣住民，如果走出「圈子」去行使不屬於本和約規範之法律，例如聯合國之人權條款，簽約國雙方不得視此走出「圈子」者的身份如「中華民國國民」。換言之，行為人的身份在行使「圈子」外的法律行為時自動暫時免除「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回覆到簽約前的台澎住民(Inhabitants of Taiwan & Penghu)狀態，台澎住民行使「圈子」外的法律行為不受中華民國法律之管轄。行使「圈子」外法律行為是履行尚未履行的國際法賦予的權利，其法的位階凌駕中華民國國內法，所以此等行為不受中華民國法律限制或適用。
以上所述者，我姑且稱之為「台灣人緊急逃生門條款」，我的瞭解是杜勒斯團隊中邏輯語言專家的傑作，密而不宣，希望備而不用，尤其不願被台灣人知道存在著這隨時可使用的「逃生門」。
1950年代的舊金山及台北和約如果渡讓台灣主權予在台灣的國府，則中共渡海攻台變成內政問題，美國只能靠邊站，愛莫能助，所以當時中共只能「砲轟」中國固有領土金馬。國府也視「地位未定論」為救命符，只是不便對內宣揚，免得助長檯獨意識。
「逃生門」是「地位未定論」的「配套措施」。相輔相成，缺一不可，1950年代美國雖然視國民黨蔣介石為親密戰友，互相利用，共同對付共黨勢力擴張，但美國深謀遠慮，認為中國人是「人心難測」，為了防人之心不可無，準備了地位未定論及逃生門。防備國府接受中共優厚條件，「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企圖武力挾持台灣，迎接中共渡海解放。60前沒發生，現在果然發生了，雖然大環境有變遷，一笑泯恩仇的劇情由武場轉為文場（文化、經濟、政治），但人為快速促統不符自然融和細水長流之節奏，國家社會是類似物質的有機形態，物質承受過度的Stress，內部結構反應出相對的Strain。
有機的社會的過度Strain謂之「病變」，舒解Strain或病變必須提出對症下藥的藥方，這藥方是「逃生門」條款，它是國際法範疇下台灣人應享而未享的權力，中華民國政府自己在台北和約第十條及聯合國憲章簽署立下承諾。我只是根據複雜深奧又曲折線索找到這藥方，這是事實，過程是Invent，結果是Discover，這也是科學研究者常用的方法(Approachs)之一，殊途同歸也。
希望這文章趕在517之前，廣為台派群眾所閱讀瞭解，體制外的定義是實踐中華民國法律所不及的國際法範疇，不是違反中華民國法律的街頭暴動，也不是議會之外的活動叫體制外，更不是高喊「起來武裝革命啦！」有些「勇敢的台灣人」基於義憤的言行，情有可諒，他們以為不服務中華民國法律的抗爭叫作「體制外」抗爭，其實他們的行為最終還是要接受體制內法律制裁（儘管司法不公），可知連流血革命都算體制內抗爭，希望勇敢的台灣人要有勇又有謀，才能成就大事，台灣人不缺勇，可參考我在本文提出的「謀」──「逃生門」的可行性，也許它果然是在困局中脫困之道，可化危機為轉機。
留心馬政府似乎刻意累積「民怨」，似有意引導單純直覺的台灣人耐不住性子，為出一口怨氣而對幹。以遂「誘敵深入，聚而懺之」的戰術。惡法亦法，屆時「依法」行使制式暴力（公權力）一舉重挫反對勢力，必須當心陷阱。台派中有表現「激進」喊「衝」者，若非無知（情有可諒），即屬別有居心。台派宜將所累積之民怨導入「逃生門」運動，迴避馬統預設的硬碰硬戰場，馬統勢必難以對應，但想不對應（謝謝指教）也不行，愈是對應愈把台灣地位相關的主權議題炒熱，昇高成為全民運動，最終會落實台灣屬於台灣全體住民。
（本文作者係美東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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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旅居美東台僑王慶祥，自費100萬台幣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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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台灣人緊急逃生門」 ◎雲山居士
台灣問題發展到現在的情況，連當初的始作俑者的美國也感到遠超出他們原先認為可控制「設計藍圖」範圍內，現在尋求「善後」之道了。
曾有人問我：「我讀你文章，對條約條文的解釋，就算它是另有見地吧，但我不瞭解你那種獨特的『另有見地』到底算是發現確有其事的Discover？還是無中生有的Invent」?
我回答：「這問題，問得有水準，夠深度，你會想出這問題表示你曾經認真思考，我認為美國原先的「台灣問題設計圖」，就是存心讓相關各方面費心去解讀，美國除非形勢所迫，不會主動去定義它，如此才方便作長期模糊政策操作」，我又說：「即使我的見解算是Invent，重點是如果此Invent的論證過程邏輯成立，這被我所解釋的條文或現象就被證明為它是＂Additional discovery of existing facts」 了，也等同發現了當初沒有被別人發現的『事實』，也就是Discover」。
讓我在此繼續發揮擅長的Invent/Discover論證方式來解說台北和約中的關鍵觀念，將有助關心的讀者瞭解台灣的處境。和約第十條如此開始陳述：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treaty, nation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 。
請讀者留意，前面這句話＂For the purpose of present Treaty是簽約者雙方同意，下述之本條約文，關於台灣人的「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限適用於台北和約約文，換言之，離開台北和約，此台灣人的「中華民國國民」定義即不適用，更不得應用於和約之外的諸多普世性的維護人權條文。
「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Treaty」 這一具有限制性的前置詞，(Antecdent)的功能，形同是圈起一個封閉系統的「籬笆」，第十條有關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應用在「圈內」的台北和約條文，而這些條文規範者住在圈內的台灣人中華民國民的「生活作息」（比喻依和約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這場景類似圈地牧羊，即使羊群知道圈外水草比圈內者更為豐美，生活更為自由自在，羊群也猶豫是否准許外出覓食。
關鍵的觀念逐漸浮現了：圈子外是否另有天地？此天也是否應屬於台灣人原先應有權享受的空間？不必然服從台北和約；數十年依附在圈內既定的生存條件？
再繼續說明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Tready一詞的應用及其有效期限：
(1) 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是為方便台北和約成立運作，而權宜定義之因而產生(2) 如下。
(2)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僅限適用於台北和約的條文。
(3) 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定義成立的有效期是依附台北和約之存在而存在。
(4) 1972年9月日本承認中共代表中國，日本單方宣佈台北和約效力中止；可知日本對第十條的立場回覆到簽約前的「開放狀態」，國府態度保持不變。
早在1942年的1月26日，中華民國參與簽署聯合國共同宣言，載明領土變更必須與有關的人民自由意志一致。
是刻意安排日期還是巧合？盟軍接收在台日軍投降之日，是在聯合國成立的次日，不由得中華民國不遵守「領土變更必須與有關的人民自由意志一致」的聯合國宣言。此即是可適用於台灣人的人權條款，雖然此條款是在「圈子」之外。
日本有權放棄台澎「土地」，無權放棄土地上的人民，未經人民同意，也無權移轉土地上人民的國籍予他國，在1950年代，美國基於當時冷戰複雜形勢下的考慮，美國默認由日本與ROC私相授受，簽台北和約築起「籬芭」權宜性地把台灣人視如中華民國國民，如此安排，有如將台灣人交予盟軍所委託統治台灣的ROC「代管」，作為台灣人的「監護人」。顯然可推論「被監護」的台灣人身份當然不是ROC的法理公民或法理國民。此事實符合美國聯邦法庭在Roger Lin vs. USA案之判決文認定：「台灣人60多年來沒有自己的國家」，形同無國籍者。
美國在二戰末期曾深入研究台灣各項資料及民情，評估戰後處理台灣幾個方案，衡量當時局勢，認為暫交與盟國的國民政府接管最為妥當，雖未及時讓渡主權予國府，但實質統治可視為補償開羅公報，波茲坦宣言，日本降伏書所表達未具法律拘束力之「歸還意向」。美國瞭解台灣民性認命，隨遇而安，倘中國人耐心，並善待台灣人，因兩者文化血統地理近似，經由自然演化融和，細水長流，台灣與中國終將融為一體，此經由自然演化之結果應屬可接受的「合理」情事，屆時「台灣主權議題」隨之消失，唯自然融合所需歲月，礙難估算。
台灣人除非認為有切身必要，例如擔心被急功近利的買辦集團出賣，不至於集體挺身「趨獨」，要求走出「圈子」去尋求安全自由。
根據第十條由前置詞引言所形成的限制條款，我用白話文解讀如下：中華民國及日本同意，當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台灣住民，如果走出「圈子」去行使不屬於本和約規範之法律，例如聯合國之人權條款，簽約國雙方不得視此走出「圈子」者的身份如「中華民國國民」。換言之，行為人的身份在行使「圈子」外的法律行為時自動暫時免除「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回覆到簽約前的台澎住民(Inhabitants of Taiwan & Penghu)狀態，台澎住民行使「圈子」外的法律行為不受中華民國法律之管轄。行使「圈子」外法律行為是履行尚未履行的國際法賦予的權利，其法的位階凌駕中華民國國內法，所以此等行為不受中華民國法律限制或適用。
以上所述者，我姑且稱之為「台灣人緊急逃生門條款」，我的瞭解是杜勒斯團隊中邏輯語言專家的傑作，密而不宣，希望備而不用，尤其不願被台灣人知道存在著這隨時可使用的「逃生門」。
1950年代的舊金山及台北和約如果渡讓台灣主權予在台灣的國府，則中共渡海攻台變成內政問題，美國只能靠邊站，愛莫能助，所以當時中共只能「砲轟」中國固有領土金馬。國府也視「地位未定論」為救命符，只是不便對內宣揚，免得助長檯獨意識。
「逃生門」是「地位未定論」的「配套措施」。相輔相成，缺一不可，1950年代美國雖然視國民黨蔣介石為親密戰友，互相利用，共同對付共黨勢力擴張，但美國深謀遠慮，認為中國人是「人心難測」，為了防人之心不可無，準備了地位未定論及逃生門。防備國府接受中共優厚條件，「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企圖武力挾持台灣，迎接中共渡海解放。60前沒發生，現在果然發生了，雖然大環境有變遷，一笑泯恩仇的劇情由武場轉為文場（文化、經濟、政治），但人為快速促統不符自然融和細水長流之節奏，國家社會是類似物質的有機形態，物質承受過度的Stress，內部結構反應出相對的Strain。
有機的社會的過度Strain謂之「病變」，舒解Strain或病變必須提出對症下藥的藥方，這藥方是「逃生門」條款，它是國際法範疇下台灣人應享而未享的權力，中華民國政府自己在台北和約第十條及聯合國憲章簽署立下承諾。我只是根據複雜深奧又曲折線索找到這藥方，這是事實，過程是Invent，結果是Discover，這也是科學研究者常用的方法(Approachs)之一，殊途同歸也。
希望這文章趕在517之前，廣為台派群眾所閱讀瞭解，體制外的定義是實踐中華民國法律所不及的國際法範疇，不是違反中華民國法律的街頭暴動，也不是議會之外的活動叫體制外，更不是高喊「起來武裝革命啦！」有些「勇敢的台灣人」基於義憤的言行，情有可諒，他們以為不服務中華民國法律的抗爭叫作「體制外」抗爭，其實他們的行為最終還是要接受體制內法律制裁（儘管司法不公），可知連流血革命都算體制內抗爭，希望勇敢的台灣人要有勇又有謀，才能成就大事，台灣人不缺勇，可參考我在本文提出的「謀」──「逃生門」的可行性，也許它果然是在困局中脫困之道，可化危機為轉機。
留心馬政府似乎刻意累積「民怨」，似有意引導單純直覺的台灣人耐不住性子，為出一口怨氣而對幹。以遂「誘敵深入，聚而懺之」的戰術。惡法亦法，屆時「依法」行使制式暴力（公權力）一舉重挫反對勢力，必須當心陷阱。台派中有表現「激進」喊「衝」者，若非無知（情有可諒），即屬別有居心。台派宜將所累積之民怨導入「逃生門」運動，迴避馬統預設的硬碰硬戰場，馬統勢必難以對應，但想不對應（謝謝指教）也不行，愈是對應愈把台灣地位相關的主權議題炒熱，昇高成為全民運動，最終會落實台灣屬於台灣全體住民。
（本文作者係美東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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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5日 星期六
電影：金錢帝國
http://movie.sina.com.hk/cgi-bin/mv/movie/main.cgi?id=2688
電影：金錢帝國
演員：陳奕迅、黃秋生、梁家輝、方力申
導演：王晶
電影類型：劇情
上映日期︰2009-04-30
簡介：
在英國管治香港期間，曾經有一段黑暗時期，警隊貪污受賄無日無之，單單在1963至1973十年間，香港貪污警察及黑社會共收受了一百億港元，相等於2009年的五千億！
《金錢帝國》就是以這個時代為背景，描寫香港島華人總探長Lak哥(梁家輝 飾)，率領其下的貪污警隊集團人物包括火麒麟(黃秋生飾)、細九(陳奕迅 飾)、豬油仔(王晶飾)等，隻手遮天、縱橫黑白兩道，建立了權傾半邊香港的貪污帝國。但成也金錢，敗也金錢，當驕橫跋扈的Lak哥連從英國新調任的警務署長也不放在眼內，港督遂成立廉政公署，決心杜絕一切貪污。一直備受欺壓的大學生韓志邦(方力申 飾)，加入由嚴國樑(林保怡飾)領導的ICAC反貪污行動部隊，誓要徹底消滅由Lak哥為中心的貪污帝國… 一場翻天覆地的廉政風暴，改變了香港的命運。
－－－－－－－－－－－－
人性的不完美，要用法律制度來防止它走向墮落。
制度的不透明，會是腐敗貪污犯罪，最佳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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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所以有現在的廉政公署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貪污嚴重）
反觀海峽兩岸，就缺少強大的外力干涉去建立類似的制度。
當官謀官求官的人，大多想從中獲取利益，為了私，不是公。
這就是人，真實的人性貪婪。（需要法律制度的遏止和媒體的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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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美國派VS.滷肉飯（楊茹惠）
2009年04月24日蘋果日報
打開潘朵拉的神秘黑盒，亮麗光鮮的巨大寶盒裡，到底裝了什麼？世界好奇已久。殘酷真相，教人難掩失望－人性貪婪、槓桿投機、盲目樂觀、集體盲從－原來就這麼回事。曾是眾人欽羨的金融業，頓時黯然失色；以往走路有風的金童，垂頭，不再神氣。華爾街失去的不僅僅是崇敬的地位，更失去了最珍貴無價的－世界對它的信任。
對外來移民有敵意
這個有著自由女神祝福守護的國家，曾是吸引世界各領域人才的強力磁鐵，多少移民在這塊充滿機會、標榜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大啖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美國派」，奮力實現他們自小內心憧憬的「美國夢」。過去，外來工程師、科學家移民，推動著美國科技的創新、進步，也創造了自己的財富。矽谷是活生生的實例，據統計，全美超過半數的科學、工程博士學位是由外籍學生取得，而半數的矽谷新創公司是外籍學生所創業興辦。
然而，這個象徵希望的國度，大門似乎不再敞開。正當歐洲、亞洲各國競相公布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外來人才，諷刺的是，這個標榜充滿機會的國度，卻瀰漫著反外籍工作者的高漲情緒，大幅提高簽證取得的困難度，不再僱用外籍人士，將失業、工作機會減少的怨憤，投射向無辜的外來移民。事實上，非美裔人才、科學家所貢獻的科技和創新，對美國的繁榮功不可沒，他們在過去，為美國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也為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創造了可觀的收益和財富。
最近，網路暴紅的社交網站Facebook，針對在美求學的外籍學生，作了一項頗具規模的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愈來愈多的外籍學生認為，回到自己的母國比較有機會一展長才、施展抱負，比起美國，他們的才識和技能，在自己的祖國將更被珍惜和重視。
另外，調查結果也發現，絕大多數的外籍學生深信，他們的母國經濟體，將比以往成長更迅速，而他們也深信中國、印度，將在未來25年內超越美國。這項調查結果對於跨國人才的流動趨勢，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意義。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負笈赴洋的年輕莘莘學子自信滿溢。祖國的呼喚不再只是愛國情操的表現，不再只是單純思鄉情緒的牽絆。祖國的呼喚，因為經濟的起飛和無窮潛力的前景，有了實質的依據，有了未來發展的保障。
蘭花故土著根有力
仍自豪身為世界強權的美國，實際上，正迅速流失全球最優秀的外籍學子、最頂尖的跨國人才。曾是號稱兼容並蓄的文化大熔爐，在自由的空氣、競爭的風氣中，百家爭鳴、百花怒放，造就了美國20世紀的霸權。然而，這個全球菁英人才的強力磁鐵，吸引力不再，即便短期而言，美國高等教育仍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對於外來人才的就業環境，正悄悄從包容開放，轉變為敵意障礙。美國作為跨國菁英心中首選的地位已面臨挑戰，返鄉動力，正悄悄增溫：是那股身處大時代轉折，想親眼見證、親手建設家鄉，成為創新精神的世界中心的強烈動力，將遊子引領回鄉。
虛幻的美國夢，不如祖國的懷抱，來得真切踏實。高熱量的美國派，不如家鄉的滷肉飯，來得溫暖窩心。與其仰望高不可攀的自由女神，不如拈支香，向普渡眾生的媽祖娘娘訴說苦衷。無根的浮萍，失根的蘭花，曾是斷了線的風箏，重回母親懷抱。蘭花故土，著根有力。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楊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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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潘朵拉的神秘黑盒，亮麗光鮮的巨大寶盒裡，到底裝了什麼？世界好奇已久。殘酷真相，教人難掩失望－人性貪婪、槓桿投機、盲目樂觀、集體盲從－原來就這麼回事。曾是眾人欽羨的金融業，頓時黯然失色；以往走路有風的金童，垂頭，不再神氣。華爾街失去的不僅僅是崇敬的地位，更失去了最珍貴無價的－世界對它的信任。
對外來移民有敵意
這個有著自由女神祝福守護的國家，曾是吸引世界各領域人才的強力磁鐵，多少移民在這塊充滿機會、標榜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大啖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美國派」，奮力實現他們自小內心憧憬的「美國夢」。過去，外來工程師、科學家移民，推動著美國科技的創新、進步，也創造了自己的財富。矽谷是活生生的實例，據統計，全美超過半數的科學、工程博士學位是由外籍學生取得，而半數的矽谷新創公司是外籍學生所創業興辦。
然而，這個象徵希望的國度，大門似乎不再敞開。正當歐洲、亞洲各國競相公布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外來人才，諷刺的是，這個標榜充滿機會的國度，卻瀰漫著反外籍工作者的高漲情緒，大幅提高簽證取得的困難度，不再僱用外籍人士，將失業、工作機會減少的怨憤，投射向無辜的外來移民。事實上，非美裔人才、科學家所貢獻的科技和創新，對美國的繁榮功不可沒，他們在過去，為美國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也為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創造了可觀的收益和財富。
最近，網路暴紅的社交網站Facebook，針對在美求學的外籍學生，作了一項頗具規模的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愈來愈多的外籍學生認為，回到自己的母國比較有機會一展長才、施展抱負，比起美國，他們的才識和技能，在自己的祖國將更被珍惜和重視。
另外，調查結果也發現，絕大多數的外籍學生深信，他們的母國經濟體，將比以往成長更迅速，而他們也深信中國、印度，將在未來25年內超越美國。這項調查結果對於跨國人才的流動趨勢，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意義。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負笈赴洋的年輕莘莘學子自信滿溢。祖國的呼喚不再只是愛國情操的表現，不再只是單純思鄉情緒的牽絆。祖國的呼喚，因為經濟的起飛和無窮潛力的前景，有了實質的依據，有了未來發展的保障。
蘭花故土著根有力
仍自豪身為世界強權的美國，實際上，正迅速流失全球最優秀的外籍學子、最頂尖的跨國人才。曾是號稱兼容並蓄的文化大熔爐，在自由的空氣、競爭的風氣中，百家爭鳴、百花怒放，造就了美國20世紀的霸權。然而，這個全球菁英人才的強力磁鐵，吸引力不再，即便短期而言，美國高等教育仍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對於外來人才的就業環境，正悄悄從包容開放，轉變為敵意障礙。美國作為跨國菁英心中首選的地位已面臨挑戰，返鄉動力，正悄悄增溫：是那股身處大時代轉折，想親眼見證、親手建設家鄉，成為創新精神的世界中心的強烈動力，將遊子引領回鄉。
虛幻的美國夢，不如祖國的懷抱，來得真切踏實。高熱量的美國派，不如家鄉的滷肉飯，來得溫暖窩心。與其仰望高不可攀的自由女神，不如拈支香，向普渡眾生的媽祖娘娘訴說苦衷。無根的浮萍，失根的蘭花，曾是斷了線的風箏，重回母親懷抱。蘭花故土，著根有力。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楊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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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3日 星期四
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http://blog.roodo.com/lakatos/
http://blog.roodo.com/glenngould/archives/8765721.html
http://www.millionbook.net/mj/l/luxun/f/023.htm
魯迅：燈下漫筆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舖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裡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8/09/is_luxun_a_optimist.html
魯迅是樂觀主義者嗎？
阮一峰 發表於 2008年09月22日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這樣寫道：
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這與其說是對未來的信心，還不如說是自我安慰。面對殘酷的現實，能做的也只有「忘卻」和「不說」了。那時的魯迅如果說還有什麼希望的話，不如說他已經絕望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魯迅從來沒有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過，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於，雖然感到悲觀，但是他不消極，是一個積極的行動主義者。正如，法國哲學家帕斯卡在《思想錄》中所說：
我要同等地既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讚美人類的人，也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譴責人類的人，還要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自尋其樂的人；我只能讚許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著的人。
在絕望中追求，這就是魯迅。
http://blog.roodo.com/glenngould/archives/8765721.html
http://www.millionbook.net/mj/l/luxun/f/023.htm
魯迅：燈下漫筆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舖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裡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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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8/09/is_luxun_a_optimist.html
魯迅是樂觀主義者嗎？
阮一峰 發表於 2008年09月22日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這樣寫道：
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這與其說是對未來的信心，還不如說是自我安慰。面對殘酷的現實，能做的也只有「忘卻」和「不說」了。那時的魯迅如果說還有什麼希望的話，不如說他已經絕望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魯迅從來沒有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過，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於，雖然感到悲觀，但是他不消極，是一個積極的行動主義者。正如，法國哲學家帕斯卡在《思想錄》中所說：
我要同等地既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讚美人類的人，也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譴責人類的人，還要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自尋其樂的人；我只能讚許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著的人。
在絕望中追求，這就是魯迅。
2009年4月22日 星期三
扁系與非扁系的決戰（陳茂雄）
扁系與非扁系的決戰（陳茂雄）
2009年04月22日蘋果日報
民進黨提名李俊毅為台南縣長候選人，陳唐山則堅持參選到底，目前並無化解的良方。20日數位挺扁人士拜會蔡英文，會談兩個小時還是沒有結果，蔡英文表示，提名過程絕無瑕疵與疑義。表面上看來台南縣的糾葛是李俊毅與陳唐山之爭，事實上是扁系與非扁系的決戰，台南縣長候選人之爭只是引爆點而已。
隔離腐化才能再起
有權力就會腐化，任何政黨都如此，可是綠營的支持者對民進黨的要求非常嚴格，不能容忍些許腐化，國民黨支持者則沒有那麼敏感，主要的原因是兩黨的政治版圖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
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收編各地方派系，形成嚴密的組織網，政治人物與支持者都有直接或間接的交情，支持者對政治人物形象的要求沒有那麼嚴厲，民進黨則沒有這種「免疫力」。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與選民的距離太遠，其政治版圖不是建立在與選民直接或間接的交情，其主要的支持者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早期國民黨獨裁政權壓迫台灣人，使台灣人產生悲情，黨外人士及後來的民進黨就是利用悲情來凝聚群眾。第二類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難免腐化，與國民黨未建立交情的選民因唾棄腐化而支持新的政黨。
獨裁政權是以前的事，台灣人的悲情越來越淡薄，民進黨不容易利用悲情造勢。2005年以後清廉的形象又崩潰，才會造成2008年的大敗。民進黨要復出，先決條件是要先隔離腐化，若是國民黨再製造悲情，當然如虎添翼，有機會衝破國民黨的人際關係。
一般民眾比較感情用事，他們會認定有太多人犯了大錯都逍遙法外，犯了小錯的人當然可以除罪。在他們心目中認定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不明來源的財產遠比陳前總統多，可是司法單位只辦陳水扁。企業家都承認給國民黨的錢比民進黨多，可是在國民黨是政治獻金，在陳水扁身上就變成賄款。有些民眾認定國民黨利用司法打壓陳前總統，因而產生悲情，陳前總統的聲勢因悲情而成長。
脫黨參選結果難料
陳前總統到底是否違法有待司法單位釐清，可是中性選民對他「清廉」的信心已崩潰。他可以吸收認同「悲情」的支持者，可是不能喚回支持「清廉」的民眾。在蔡英文的心目中，民進黨對「腐化」沒有免疫力，只有對陳前總統隔離，才能免受感染，也因切割扁而與挺扁人士對立。
以前的民進黨是美麗島系獨大，後來非美麗島系結盟對抗美系，改變了民進黨的生態。美麗島系之後轉變成新潮流系獨大，2008年的立委選舉前，非新潮流系又結盟對抗新系。這一次扁系對蔡英文的反撲，使非扁系結盟對抗扁系，解除非新系圍剿新潮流的局勢。
目前陳唐山的民意支持度遠超過李俊毅，可是它不代表選舉時會贏過李俊毅。20年前的台南市長選舉，郭倍宏脫黨參選，其氣勢乃數倍於蔡介雄，可是選舉的結果是「棄郭保蔡」，因為綠營民眾存有很強的民進黨情結。台南市後來又出現許添財違紀競選，其聲勢也比張燦鍙強，可是選舉的結果還是張燦鍙當選。
這一次台南縣長的選舉不只是扁系與非扁系對立的引爆點，還是決戰點，它決定陳前總統是否能夠繼續掌控民進黨的重要指標。
作者為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陳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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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4月22日蘋果日報
民進黨提名李俊毅為台南縣長候選人，陳唐山則堅持參選到底，目前並無化解的良方。20日數位挺扁人士拜會蔡英文，會談兩個小時還是沒有結果，蔡英文表示，提名過程絕無瑕疵與疑義。表面上看來台南縣的糾葛是李俊毅與陳唐山之爭，事實上是扁系與非扁系的決戰，台南縣長候選人之爭只是引爆點而已。
隔離腐化才能再起
有權力就會腐化，任何政黨都如此，可是綠營的支持者對民進黨的要求非常嚴格，不能容忍些許腐化，國民黨支持者則沒有那麼敏感，主要的原因是兩黨的政治版圖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
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收編各地方派系，形成嚴密的組織網，政治人物與支持者都有直接或間接的交情，支持者對政治人物形象的要求沒有那麼嚴厲，民進黨則沒有這種「免疫力」。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與選民的距離太遠，其政治版圖不是建立在與選民直接或間接的交情，其主要的支持者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早期國民黨獨裁政權壓迫台灣人，使台灣人產生悲情，黨外人士及後來的民進黨就是利用悲情來凝聚群眾。第二類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難免腐化，與國民黨未建立交情的選民因唾棄腐化而支持新的政黨。
獨裁政權是以前的事，台灣人的悲情越來越淡薄，民進黨不容易利用悲情造勢。2005年以後清廉的形象又崩潰，才會造成2008年的大敗。民進黨要復出，先決條件是要先隔離腐化，若是國民黨再製造悲情，當然如虎添翼，有機會衝破國民黨的人際關係。
一般民眾比較感情用事，他們會認定有太多人犯了大錯都逍遙法外，犯了小錯的人當然可以除罪。在他們心目中認定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不明來源的財產遠比陳前總統多，可是司法單位只辦陳水扁。企業家都承認給國民黨的錢比民進黨多，可是在國民黨是政治獻金，在陳水扁身上就變成賄款。有些民眾認定國民黨利用司法打壓陳前總統，因而產生悲情，陳前總統的聲勢因悲情而成長。
脫黨參選結果難料
陳前總統到底是否違法有待司法單位釐清，可是中性選民對他「清廉」的信心已崩潰。他可以吸收認同「悲情」的支持者，可是不能喚回支持「清廉」的民眾。在蔡英文的心目中，民進黨對「腐化」沒有免疫力，只有對陳前總統隔離，才能免受感染，也因切割扁而與挺扁人士對立。
以前的民進黨是美麗島系獨大，後來非美麗島系結盟對抗美系，改變了民進黨的生態。美麗島系之後轉變成新潮流系獨大，2008年的立委選舉前，非新潮流系又結盟對抗新系。這一次扁系對蔡英文的反撲，使非扁系結盟對抗扁系，解除非新系圍剿新潮流的局勢。
目前陳唐山的民意支持度遠超過李俊毅，可是它不代表選舉時會贏過李俊毅。20年前的台南市長選舉，郭倍宏脫黨參選，其氣勢乃數倍於蔡介雄，可是選舉的結果是「棄郭保蔡」，因為綠營民眾存有很強的民進黨情結。台南市後來又出現許添財違紀競選，其聲勢也比張燦鍙強，可是選舉的結果還是張燦鍙當選。
這一次台南縣長的選舉不只是扁系與非扁系對立的引爆點，還是決戰點，它決定陳前總統是否能夠繼續掌控民進黨的重要指標。
作者為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陳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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