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症候」與極權統治造成的大眾心理

「斯德哥爾摩症候」與極權統治造成的大眾心理
2005-11-19
文章提交者：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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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寒山

最近﹐美國鹽湖城被綁架的女孩伊麗薩白平安回家的故事成了美國新聞的熱點。這個故事不僅僅是一出悲喜劇﹐也為人們提供了理解極權統治所造成的心理效應的絕好範例。

伊麗薩白不想回家

小伊麗薩白去年六月五日在家中被綁架的。綁架她的是一對四﹑五十歲的男女﹐他們沒有固定職業﹐四處流浪﹐但卻認為自己是宗教先知﹐賦有神聖的使命。伊麗薩白被綁架後跟著這對男女東躲西藏﹐常常睡在高速公路的立交橋下和公共停車場裡﹐吃的也是乞討來的食品。但令人驚奇的是﹐當警察得到報告將這對男女和伊麗薩白截住盤問時﹐伊麗薩白竟然十分激動和氣憤地說﹕"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你們以為我是那個失蹤的伊麗薩白﹗"當警察把伊麗薩白帶進警車後﹐她不但不為自己得到解救而高興﹐也不問家中親人的情況﹐反而不停哭泣﹐警察不得不對她說﹕"這是為你好﹗這是為你父母好﹗我們知道你是伊麗薩白﹗"

不但如此﹐人們後來知道﹐在過去的九個月裡﹐伊麗薩白有過很多機會﹐可以輕易地在公共場所尋找幫助﹐擺脫綁架她的那對男女﹐但她都沒有利用﹐而是乖乖地跟著綁架者東奔西走。這就使得很多人想問﹕為什麼這個被綁架的少女如此馴服﹐如此缺乏反抗的意志﹑缺乏回到自由生活的願望呢﹖

"斯德哥爾摩症候"

不管導致伊麗薩白不想回家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她的經歷使人想起了一個社會心理學名詞﹐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

故事說的是1973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發生了一起搶劫案﹐三女一男四個銀行職員被兩個持槍歹徒劫持了6天。使人們意外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後接受採訪時﹐這四個銀行職員不但不感謝警察譴責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們的努力把他們置於危險的境地。他們還為劫持犯辯護﹐四處奔走為他們的案子籌集資金。最不可思議的是兩個被劫持的女銀行職員後來還和那兩個劫持犯結了婚。

銀行搶劫案在西方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但發生在這起搶劫案之後的種種離奇現象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家的重視﹐他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斯德哥爾摩症候"有這樣一些表現﹕

第一﹐出於生存本能﹐人質把自己的的命運和劫持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自己反正是逃不掉的﹐而且時時刻刻在劫持犯的威脅之下﹐因此只要不威脅劫持犯﹐ 他們自己也就有了安全。反過來說﹐任何危害劫持犯生命的行動都會必然地威脅到他們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們會盡其所能地和劫持犯合作﹐建立溝通﹐甚至贏得他們的好感。

第二﹐如果長期處於被劫持的境地﹐在被劫持者和劫持犯之間會產生感情聯繫。因為共處的時間越長﹐劫持犯身上普通人的那一面就越是能表現在人質面前﹐而他的犯罪的那一面就會被淡化。人質會把劫持犯看作是有他自己的問題和苦惱的普通人﹐他們犯罪是不得已而為之﹐從而在感情上縮短和劫持犯的距離。

第三﹐由於得不到其它消息來源﹐人質會逐漸習慣劫持犯解釋問題的角度﹐對劫持犯的動機和行為如果不能接受﹐至少會越來越多地予以理解。

第四﹐人質會習慣於在感情上對周圍發生的一切無動於衷﹐他們會沉浸在一種幻覺之中﹐這種幻覺就是他們並沒有被劫持。為了維持這種幻覺﹐他們或者整天昏昏欲睡﹐或者就是干一些雖然沒有用處但能讓自己一直很"忙"的瑣事。

除了這些表現﹐甚至在被解救後﹐在人質處境下發展和習慣的這種心理仍然會影響一些前人質。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他們會認為自己的那段被劫持的經歷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幺可怕﹐那些劫持犯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那幺窮凶極惡﹐他們和你我一樣也是人﹐人們都不理解他們的自己的問題和他們解釋社會的角度﹐而只有和他們共處一段時間才能真正地理解他們。

在一些人質身上﹐這種"只有我理解這些人"的心理能使得他們為避免劫持犯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為劫持犯奔走呼號。在某些婦女身上﹐那種在被劫持處境下建立起來的情感聯繫甚至能發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那幺﹐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在解釋社會政治問題時有什麼用處呢﹖我們下次再分析。

"斯德哥爾摩症候"與極權統治造成的大眾心理

社會心理學界有人提出﹐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可以用來解釋一些用通常的政治或者經濟原因難以解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和極權主義社會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的四個主要表現中﹐人們不難發現它們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對應症狀。

"斯德哥爾摩症候"的第一個表現是被綁架者認為雖然自己處於綁匪的暴力威脅之下﹐但只要綁匪安全自己就安全﹐時間一長他們就習慣於把綁匪的安全當作自己的安全。當我們觀察於極權主義社會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們雖然也認為他們生活於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時常還有受到來自政府的政治威脅和思想控制﹐但他們認為只要不去觸犯當局自己就能過太平日子。如果當局受到威脅﹐整個社會就不會安寧。他們相信政府雖然獨~裁﹐但它的本意並不是要害人﹐而如果你要推翻它﹐反而會逼得它走投無路﹐弄得魚死網破大家都沒有好結果。

"斯德哥爾摩症候"的第二個表現是﹐被劫持的時間越長﹐和綁匪相處得越多﹐越會使得被綁架者注意到綁匪身上所謂"人"的一面﹐從而談化"匪"的一面。同樣﹐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生活長了﹐人們常常對政府獨~裁暴虐貪污腐敗的一面從憤恨變為寬容﹐很多人甚至說"嗨﹐換了你我上台還不一樣﹖"

"斯德哥爾摩症候"的第三個表現是在被劫持的處境下﹐人質由於得不到其它信息來源﹐會逐漸習慣甚至接受綁匪的觀點。同樣﹐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生活長了﹐人們會逐漸習慣於政府的信息封鎖和信息過濾﹐不自覺地從政府灌輸的角度來看問題。當你向他們指出這一點後﹐有人甚至會反駁說沒有一個社會的媒體是自由的﹐連美國的報刊電台也反映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觀點。

"斯德哥爾摩症候"的第四個表現是在被綁架了一段時間後﹐被綁架者會產生一種幻覺﹐似乎自己一切正常﹐生活本來就是這樣﹐為了維持這個幻覺﹐他們要幺昏昏欲睡﹐要幺找出一些瑣事來迫使自己很"忙"。同樣﹐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很多人並不想過問政治﹐似乎只要他們不過問政治﹐政治就不存在。

他們很能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消遣﹐欣賞各種各樣的"都市風景線"﹐為生活尋找情趣﹐或者告訴你他們有這樣那樣的"事業"﹐整天忙不過來。不但如此﹐有些被綁架的人質得到解救後﹐竟然會上法庭為綁匪辯護﹐籌款為綁匪打官司﹐生怕社會虧待了這些匪徒。還有女性和綁架她們的匪徒結婚。

同樣﹐我們看到很多從極權主義社會來到自由社會的人為獨~裁專制說話﹐他們告訴人們那個社會並不象外面說的那幺糟糕﹐那個政府並不那幺專制﹐那些領導人也是為了他們的人民好﹐那個國家換了誰去領導都只能那幺辦﹐這些情況你們在外面的人都不瞭解。你們要改變這個局面只會讓裡面的人吃更多的苦﹐因為沒有了那個政府那個國家只會更亂。

這樣說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真是意味深長。當人們聽說被綁架的婦女在獲得自由後竟然和綁匪結婚時常常覺得不可思議﹐而對那些在生活在自由世界卻為獨~裁專制說話的人卻並不覺得奇怪。但實際上這兩種人在本質上有什麼差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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