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也是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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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20th, 2009 | Category: 講政治-世界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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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3號，一歲半的英國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時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斷裂，肚子裡還發現一顆自己的牙齒。他是被他的繼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有些媒體稱為英國的另一個「戴安娜王妃時刻」，他去世一年之後還有很多人舉行紀念性遊行，工黨保守黨也為此事辯論不休，媒體討論更是層出不窮。人們反覆追問一個問題：一個文明社會怎麼能允許這樣的暴行發生？這個問題之所以令人憤懣，是因為在皮特短暫的一生中，警方、醫院、社會工作者曾跟他有過60次接觸機會——醫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傷，警方曾拘捕他媽媽，兒童保護部門曾數次家訪，所有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機會都被浪費了，他最後還是死在殘忍的繼父手裡。
主要罪責當然歸於小皮特的家長。他媽媽無業，在皮特3個月大時和他生父離婚，之後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隱瞞此事），該繼父無業、文盲、是個新納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還強姦過一個兩歲幼女。他們還有一個室友歐文，此人助紂為虐，幫助這對夫婦隱藏證據。在最近的法庭判決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媽媽和歐文被判無限期監禁（幾年後可視情況釋放），繼父被判終身監禁。
然而，罪責不僅到此為止。對英國公眾來說，這不是一個普通刑事案，還需追究政府責任。嚴格地說，政府並非沒有及時介入：06年12月，醫生在給皮特看病之後，曾經向警察局報告其身上異常傷痕，皮特媽媽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託管5周。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現不正常瘀傷，皮特媽媽再次被拘捕。06年12月到07年8月，哈林格區政府曾安排社會工作者頻繁視察，其中一個曾到訪皮特家13次，好幾次還是突襲。
所以對於保護幼童，英國政府似乎有一套嚴密體制。從醫生到警察，從區政府到社會工作者，應當是保護小皮特的層層保險。這些保險機制竟然會一個個失靈，這恰恰是令公眾憤怒的地方。兩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歸還給他媽媽；國家起訴部門本可以起訴皮特媽媽，而不是放棄起訴；醫生和社會工作者本應對皮特的瘀傷更警覺，而不是敷衍了事……換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責任不在於它做了什麼，而恰恰在於它沒做什麼。
面對眾怒，英國政府不得不及時作出反應。布朗對此事幾度發表聲明，表示要強化兒童保護機制。08年11月，兒童部部長波爾斯發起了對哈林格區政府、醫院和警察局的調查。09年初又展開第二次調查。針對調查發現的那些漏洞，政府開始著手改革。與此同時，作為對其沉默或作為不足的懲罰，09年2月哈林格區兒童服務部主任Shoesmith被解僱；曾經給皮特看病的醫生Ikwueke和Al Zayyat被解僱；09年4月，四個社會工作者被解僱。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法律問題如何延伸為一個政治問題。政府作為公共服務機構，其不作為和胡作非為一樣可怕。央視《新聞調查》曾有一期採訪一群殺夫女囚，發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屢受家暴卻投訴無門，無論當地政府、警察還是婦聯都對其申訴置之不理，走投無路才犯下殺夫罪行。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為——如果那些女囚應該對自己的殺人罪行負責，那些聽其申訴卻無動於衷的各級官員又該負什麼責呢？
有幾個象Shoesmith那樣被解僱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還驚動了警察、政府、社會工作者的查訪，中國那些家暴犧牲品又曾喚起多少援助之手？並且，英國政府對此案的處理不是「運動式」的，而是通過制度齒輪的運轉使其長久停留在公眾視線裡。07年9月此案爆發，近兩年過去，政界、媒體還在頻繁地討論此事。相比之下，中國同年爆發的、性質遠更惡劣的黑窯問題，雖至今沒有治癒，大多媒體和官員卻早已因為「審惡疲勞」而不再追問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不僅僅是獨立於政府，也是獨立於「民憤」。此事曝光之後，英國也出現了如火如荼的網民聲討，曾有70萬人網絡簽名要求嚴懲責任人。但抵制民意對司法的影響，卻是英國司法體系的原則之一。從始至終，為保護當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沒有公佈皮特媽媽和繼父的姓名、照片、地址。
二審之前，媒體不許對二審有任何報導（事後可以報導）。當網民將當事人給「人肉搜索」出來之後，不但各大媒體不能轉載，警察還介入調查信息來源。陪審團成員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聯網調研此事。當然我們可以說，只有一個獨立於權勢的法庭才應該同時獨立於民憤，否則民憤很可能是平衡權勢的一種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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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存在的意義？
這值得你我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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